从“用具”到“技术”——海德格尔此在的敞开与遮蔽思想流变解读

在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方面,海德格尔是一位先驱式的人物。他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集中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用具"的分析构建出"此在"的在世方式,展现出"用具"在构建"此在"与世界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此在"在"操心"中直面"用具"而敞开自身进入真理之领域,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由;后期在《技术的追问》中,他对现代技术进行了批判,追问得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此种本质将世界解蔽为单一的向度,造成了"此在"的遮蔽,使人的生存陷入困境。在这两个阶段,他分别使用了"用具"和"技术"两个概念,并指出两者是不一样的。"用具"和"技术"虽然指涉的对象一致,但是通过对两者的分析,海德格尔展现出的是此在的敞开与遮蔽状态。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论人才观的七个转变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实现七个转变。在人才标准上,必须从唯"学历、职称"向重"能力、业绩"转变;在人才选拔上,必须从"伯乐相马"向"赛场选马"转变;在人才使用上,必须从"追求完美"向"扬长避短"转变;在人才流动上,必须从"刚性化"向"柔性化"转变;在人才聚集上,必须从"引进人才"向"追随人才"转变;在人才环境上,必须从"硬环境、宏观环境"的改善向"软环境、微观环境"的优化转变;在人才培养上,必须从"一次性培养"向"终生培养"转变。     

读两本“形而上学导论”想到的——试说康德和海德格尔

康德以先验论(人为自然立法的现象学)论证知识的客观性和现象世界的实在性。海德格尔则认识到认识论意义的认识不具自存性,它还有更为深层的根基,即生存存在论,存在论层次的认识先于并高于认识论意义的认识。康德区分现象与本体主要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作为现象根基的本体理念乃不在之"在",此说耐人寻味。海德格尔则批评康德的本体论只关乎在者而非"在"。海德格尔终生追问"在",指出思对"在"的归属与谐响,从康德之"问"回归于"答",同时也强调"在"与表象之同一,克服康德超验形而上学。康德的问题是"先天综合如何可能",海德格尔的问题是"在是怎么一回事"。前者讲思对"在"的综合,后者讲思对"在"的应合,二者都是伟大心灵传达"在"之词语的杰作,其不同意味着时代之不同,其不同也标出不同之时代。     

“看”与“说”的权利——舆论监督的政治哲学思考

舆论监督的本质在于通过舆论的"说"使得社会的意见被"听"到,表明社会一直"在看",进而将公权力置于被"看"的境地,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为了形成真实有效的"看"与"说","在看者"与"在说者"必须是真实的公众。但是"在看"和"在说"的前提是"能看"和"能说",它直接决定了"看"与"说"的质量与效果,而这是舆论监督本身无力完成的任务,因此舆论监督背后的基础在于异质社会力量之间平等的政治角力。     

教育应让每一位学生共生长

正爱在左,情在右,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学生在学校里出类拔萃、品学兼优,大家一般有固定的词汇或称号来表征他们,例如"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或者一些具体的职务也在体现着他们的优秀,例如"大队委员"、等等。在教师的眼中,这些"尖子生"亦或"好学生"是教师得力的助手,学生们的好伙伴,是促进班级进步的所谓的"正能量"。可是,实际上,众多的尖子生还需要我们全面的去审视。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及当代价值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是在继承"绝地天通"、"天命靡常"、"王权天授"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开拓,试图在人治的封建政体中,用"天之权威"对君权产生道德约束,使"天"、"君"、"民"三者实现相互制约。当代社会,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执政官员如何加强自身道德自律,以民生为己任,达到"权力"与"义务"的协调发展,这便是董仲舒思想给予当代社会的启示。     

北京话介词“奔”的产生和发展

动词"奔"的使用可追溯至诗经时代,但表方向的介词"奔"的产生在明代前后,表"目的或原因"的介词"奔"出现得更晚,可能在20世纪前后。动词"奔"语法化为介词"奔"的必要条件是"奔"出现在双动句中。     

"得体美"--修辞审美的最高准则与境界

修辞行为是一种审美行为。审美主体、引起主体美感的对象与特征、话语媒介是其核心三要素。修辞行为审美,在"物理世界"求真,在"文化世界"求"俗",在"心理世界"求善,在"语言世界"求美。"得体美"是修辞审美在"四个世界"交融汇合中的高度统一,是修辞审美的最高准则与境界。     

意象、中和与呈现:政治活动之美——兼谈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

与"美在意象"、"美在和谐"、"美在呈现"的观点相对应,执政党政治美学所描述的"政治活动之美",具有"形式之美"、"中和之美"及"为人之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及执政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活动之美",对当今一些忽视美学评价的执政行为有警示意义。     

大学文化中的“此在”与“他者”——以图书馆为例

围绕"此在"与"他者"的理论内涵展开论述,指出"此在"和"他者"的具体哲学含义,重点阐释它们在大学文化中存在的辩证关系:"此在"是"他者"的"此在","他者"为"此在"而存在的内在逻辑思维,显现出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内在张力和发展维度。能否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但影响着图书馆本身的发展,而且决定着其存在之基础的大学文化的品质和未来发展向度。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古代中国人关于事物本体的发现——“稽”字的哲学之旅

正如古代希腊哲学家在ουσια的讨论中发现了事物的本质一样,古代中国的哲人则在"稽"的讨论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春秋后期到战国末年,除了日常语义之外,"稽"字的内部渐渐地增加了一些哲学含义。《老子》有"稽式"一词,表示事物的存在样式。战国中期以后,"稽"的"考核""验证"等含义得到广泛使用,这与当时形名法术的兴起有关。在《荀子》中,"稽"与"道"相合,又成为把握事物之度的活动。在与韩非同时代的《鹖冠子》一书中,又用来指代"道"在具体事物中的表现。于是就有了事物本体(本质)的含义。按训诂可知,"稽"与"至"、"止"、"积"、"纪"、"计"等字相通,有到达、停留、积滞、原则和考核等含义。在《韩非子.解老篇》中,韩非提出"定理"的观点,认为"理"乃事物的"形象"或"规矩",只有"理定",才可"计会"(考量)。"道"指事物的总体存在,若没有"理"的规定,没有留止的特征,就是不可知的。"道"只有和"理"统一起来,才会成为具体事物的本质。"稽"字所有的含义与韩非的这些观点相吻合,所以才被他用来指代"道""理"关系。据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研究,古希腊的ουσια(所谓"在者的在",即事物本体或本质)就具有"停留"、"模式"、"根据"、"当下"等含义,归根到底,他称之为"常住的在场"。韩非用"稽"字表示"道""理"关系,恰恰具有相同的含义。如果说古代中国也有某种类似在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的话,那么,韩非凭借着以"稽"为标志的理论创造活动就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传统的杰出代表人物。     

犯罪故意“明知”问题探析

认识因素是犯罪故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刑法将其表述为"明知"。我国刑法理论对"明知"问题存在着认识分歧,从而影响了司法实践中对犯罪故意的正确认定和把握。通过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在"明知"的含义问题上,"明知"是行为人本身对相关事实的一种认识,包含了"确实知道"和"可能知道",而不包含"应当知道"。另外,"明知"和"已经预见"在认识程度和认识内容上均存在着不同。在"明知"的内容问题上,"明知"包括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和危害性的认识。在刑法总则"明知"和刑法分则"明知"的关系问题上,两个"明知"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统一术语。     

四川方言“啥子”与“啥子+N”探析

"啥子"与"啥子+N"高频率出现在四川方言口语中,但关于"啥"字的读音,各类工具书说法不一。在四川方言中一般用"啥子"、"啥子东西",表示问物;用"啥子"、"啥子事",表示问事,三者同时存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文从共时的角度出发,基于方言口语语料与方言文本语料,对"啥子"和"啥子+N"进行考察,充分描写它们在语义表达,句法功能等方面的异同。     

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发展与中国外交新理念

"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探讨新一届中国政府外交理念的切入点。审视"新型大国关系"论述在中国外交话语中的发展进程,即历史地剖析"新型"、"大国"和"关系"的含义,那么中国外交新理念中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共同发展"。在"新型"意义上,主要是降低不同国家制度对国家间关系建构的负面作用;在"大国"含义上,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大国",而是一个通过融入开放性世界经济,从而不断取得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关系"层面上,中国持续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国际社会是利益共同体。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要以推进"共同发展"这一外交新理念为方向和指引。     

战国楚简否定副词“弗”、“不”研究

"弗"与"不"在古汉语中是两个极为常用的否定副词,考察二者在战国楚简中的区别和联系,语法功能上相近,只是在语用上有一定差异。从"不"和"弗"后接的语气词、前加修饰语及所处语句的句式与语境来看,二者在语用上有一定的差异:"弗"的语气较"不"强烈,"不"或与其他词组合成固定短语,或前加修饰语表达强调语气,还常用于并列、排比复句表达强烈的主观色彩。这说明"不"主要还是具有表达一般否定的功能,所以在表达强调语气时更需要其他修饰语相配合,它并不能完全代替"弗",这也正是"弗"为什么能够在战国晚期仍能与"不"并存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不"在使用频率和适用范围上远远大于"弗",这是承自甲骨文、金文以来的用法。     

佛教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兼与儒家“克己复礼”的比较

佛教所提倡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与儒家所主张的"克己复礼"虽然有着同样的道德诉求,但是两者的实践语境是不一样的。佛教在"为己"修行的基础上来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儒家则是在"为人"修身的基础上来实现"克己复礼"。不过,佛教的"为己"修行并不是自私,而是"回归自性"的"净心"。佛教的"净心"固然有"自利"的一面,但佛教就是通过这种"自利"的"净心"来开出坚实的"利他"道德的;而且在佛教修行中,"净心"和"利他"并非是历时性的关系,而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净心"的过程即是"利他"的过程,"净心"的同时就在"利他",这就是佛教修行"自利利他"的道德定律。     

浅析时间副词“再”和否定词连用现象

时间副词"再"可与否定词"不""没有/没""别"和"甭"连用,修饰动词和形容词,否定词可以出现在"再"之前,也可出现在"再"之后。文章主要对否定词在"再"之前的现象进行分析,指出不同的否定词与"再"连用,其分布范围和组合功能不同,所表示的意义也不同。"不再"和"没有/没再"与强持续性动词、弱持续性动词和非持续性动词的组合功能不同,"别再"和"甭再"与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组合功能也不同。表明在不同的组合环境中,对"再"的否定形式的要求是不同的,同时"再"的语义特征也是不同的。     

《儿女英雄传》中语气词“啊”及其变体的对比分析

一般认为,语气词"呀""哇""哪"是"啊"的共时变体。其实"啊"的音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呀"和"哪"作为独立的语气词在"啊"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而"哇"迟至清末才出现。文章全面考察了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中语气词"啊"及其变体的使用情况,在穷尽统计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来显示它们在意义和用法上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