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中医的“望闻问切”

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视觉中心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像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这种感觉参数的数学化只能间接地数学化,这种间接的数学化只有在找到它们与视觉参数的某种联系的时候才能得以进行。这种纯粹形状的量度在科学中的成功不断使得视觉参数成为科学中单向度的参数,而且在科学中以触觉概念“力”的视觉转化为核心,开始一个全面的转化。中医的科学性是一种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科学性,而不是符号表征意义上的科学性,它不是建立在视觉中心主义意义上的科学,但正因为这样它在感觉和诊断上却更为严格。可以说,中医是一门非常严格的科学,但是它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如果以中医中的望闻问切为模式探索其本身的“数学化”模式,那么中医会为未来的科学做出莫大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的触觉科学辨析

亚里士多德对触觉的分析在其感官科学中占据核心地位.感觉通过对象被规定,所以每种个别感觉都对应其专属的个别对象.然而,由于触觉对象具有多样性,这将造成触觉种类的多样化,从而违反感官科学的基本原则.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探析触觉器官的本质,它是触觉的质料基底.因此致力于论证肉体兼具器官与中介双重角色,将其分为一般性的触觉器官与首要的触觉器官,从首要的触觉器官来看,触觉能够保持单一性.亚里士多德对触觉科学的论述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对器官与中介之间关系的全面分析,而且是判断动物存活与否的根本标准.     

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在中国的研究

“解构既不是一门哲学，也不是一种主义，更不是一门科学，它总是多重的。这种多重性以及它在不同国家里表现出的形式的多样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事物，此外，它总是与某种语言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不仅仅是世界化、全球化，包括解构，都并不是这个世纪才出现的，它们一直存在着。……我最初的解构实践是对欧洲中心论和西方哲学的界限提出疑问。不是为了质疑它们，而是从逻格斯中心主义和语音     

再论广谱哲学的广义数学化

通常说的数学化是以研究对象具有数量特征为前提,但哲学和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没有数量特征,这时要用数学精确地描述,就需要广义的数学化。广谱哲学是一门广义数学化的哲学,它的广义数学化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如何做到的,这种数学化有什么意义,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当前基督教文化的转型与走势

笔者曾经说过,今天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上帝"已经成为感觉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上帝";今天的基督教文化所主张的"救赎"的途径是"交流和尊重";而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内涵是"对人的权利的信仰".这样,基督教文化的后现代形态就一方面顺应了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另外一个方面也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基督教所建立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种对基督教的新的阐释中,人和上帝形成了一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场的关系结构",构成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和以满足人类共有价值为目的的信仰体系.     

达尔文的进化论支持人类中心主义吗?

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中,人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人类中心主义联系起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从相关的文献看,有两种观点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一是从每个物种的存在都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意义上寻求支持;另一是从人作为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独特性上寻求支持.然而,这两种观点事实上都是建立在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误读的基础之上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支持的只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浅议“通感”的审美价值

在文学作品中,为增强艺术感染效果,把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官能感觉沟通起来,这种心理现象就叫“通感”或“移觉’。 通感,一般是“词语的移用”,即临时改变搭配关系来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借助于事物间的相似点,转换一种形态,让人更易理解或印象更深。从这一点来讲可说是它是比喻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严格讲,比喻是展示喻体这种形态,而“通感”是同时展示两个形态,不分主从,而且两个形态的内涵发生了挪移,借助于各种感觉器官之间的相似点互为沟通。其实,通感是一种审美感觉的表达,它追求的不是形象感如何。而是一种对事物间特殊内在联系的贯通,并由此而产生的新的美的艺术效果,得到一种顿悟灵通的微妙艺术享受。具体说,“通感”这种现象渗透着审美过程中的“移情”和联想作用。     

对沪教版九年级化学实验有关感觉的分析和启示

通过对沪教版九年级化学实验对学生五种感觉刺激的分析,发现沪教版九年级化学实验对学生五种感觉刺激大多数只有一种或两种——视觉或触觉,少量实验同时刺激学生的两种以上感觉．于是对部分化学实验进行一些改进,力求使它能同时刺激学生的至少两种感觉,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     

"纯粹理性批判"与存在论问题——从《纯粹理性批判》如何成为"基础形而上学"谈起

<纯粹理性批判>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本身,相反,整个<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倒是要为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扫清道路,它通过对理性本身的分析-批判来澄清形而上学的真正课题以及解决这一课题的正确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实际上也是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工作.对"先验综合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同时也是为形而上学这门特殊科学奠定基础.但是,"先验综合知识"并非只是我们的一种知识,它首先是我们不得不置身其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一切现象事物被给予我们的方式,因而也是它们向我们存在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综合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而是事关一切现实事物如何存在的存在论问题.     

触觉在启动得气感激发特异生物效应中的作用

腰麻造成的感觉完全消失平面以上与感觉机能正常区域之间的一个区带内,以及整个连续硬膜外麻醉区域内,麻醉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痛觉与触觉分离状态,即痛觉消失触觉存在。在腰醉恢复期触觉首先出现时,会在整个麻醉区域内出现痛觉消失触觉存在的状态。这种感觉分离状态,为探讨得气感与触觉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得气感中的循经感传,有慢速传导的特征,这一点使观察循经感传在感觉分离区如何通过成为可能。观察得知,只要麻醉区内有触觉存在,循经感传就通过,触觉消失感传即中断。结果表明,触觉在循经感传中起感觉接通与反馈强化作用。近年研究证明,触觉能够成象,看来气功得气后出现非眼视觉功能等是可能的。     

“知&#183;信&#183;说”与“是”

认知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认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真”的问题。人的认知成果最终由语言来呈现,语言的基本单元是词,每个词都蕴含一个“是”,由是什么(词所指代的对象域)与何以是(该对象域确定为一类的标准)两方面构成。那么这个“是”如何而来?所知学认为一切由“知”而来,一切都是所知。认为“知”对于认知活动必不可少,但并非唯一来源。“信”与“说”有其自身不能等同于“知”的特点,与“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共同起着重要作用。     

论"O"与"0"的起源、演变及功能

"O"与"0"是两个不同的数字符号.关于它们的起源与演变、功能与用途以及用法差异等学术界存在着分歧."O"是一种汉字,它的起源地在中国;"0"是印度数码,最先由印度人创造.虽然"O"与"0"在符号的创造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它们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数字符号,不能等同与混淆.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哭、泣、啼、号”辨

"哭、泣、啼、号"是一组常见的同义词,但并非浑然无别,而是同中有异,古往今来都有人对他们进行过辨析,但众说纷纭,讫无确说。通过考察,可以认为"哭"是哭泣的通称,古今皆然;"泣"是多泪之哭,多指小声或无声流泪之哭;"啼"是大声之哭;"号"是声言交杂之哭。     

文化、他者与"小文学"

文化研究可以有多种方式:自我体验或他者旁观;理解一种文化就是分析其表征模式;文化表征是一个他者与他者权力角逐的过程;文学、艺术、语言正是文化表征的场域,对它们的分析就意味着一种文化霸权的分析。     

庄子、卡夫卡与“文明病”

中国战国时期道家的巨擘庄子与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奥地利天才的小说家卡夫卡都曾对“文明病”进行过揭批。他们是如何界定“文明病”并进而进行揭批的 ?时隔两千年 ,地距东西两端 ,这种揭批有何相同与不同 ?本文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了这些问题 ,并希望通过这种探讨给人们一些启迪     

殷璠“神来、气来、情来”——论唐诗文术论的一个问题

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提出的“神来、气来、情来”,既指创作状态,又指诗美风貌。所谓“神来”,是在心中酝酿一种情景交融、有着无穷韵味的传神境界,并把它表现出来。所谓“气来”,是创作前酝酿、饱含一种激奋刚健的感情气势,并在创作时表现一种气扬采飞的风骨之美,让读者感受到感情气势的激荡回旋。所谓“情来”,是一种婉情深情之美,一种深婉细润平和之美,是创作时让这样一种深婉之情在心中酝酿到来。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