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地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影响

东晋南朝隐士辈出,他们多隐居在幽美的山林之中,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了相对集中的特征。隐士隐居地分布的形成,是由隐士当时的特殊需求决定的。这种分布给当时社会文化及旅游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论罗浮山山水诗歌的仙家意蕴

具有浓郁仙家文化的罗浮山,吸引了历代文人雅客、方士道人纷纷前往游览、隐居和修炼,并为其作赋吟诗。这些诗歌描绘了蓬莱之地罗浮山的奇峰、幽洞、烟霞及异草祥禽,赋予其以浓郁的仙家气蕴,表现了文人和修行者返归自然、心怀仙趣、追求飞升的美好愿望。     

七贤之游与魏晋隐士及其他

孙登、王烈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七贤是魏晋名士文化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逃避惨烈的朝廷党争,不约而同地选择离开是非丛生的京城而隐居簇竹野水间,以此宣示对礼教的叛逆、对世俗的鄙薄和对养生的追求。本文以史料钩沉的方法,探究了孙登、王烈等隐士的行迹,认为孙登、王烈等隐士主要活动于苏门山、抱犊山、宜阳山、汲郡北山等地;而竹林七贤则追踪孙登、王烈的修炼行迹,遍游太行山的南段和东坡,由此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另类名士加隐士文化。     

宋代庐山卧龙岗隐士毛希元考述

宋代浙江人毛希元曾隐居庐山卧龙岗,他的事迹湮没于历史不被世人所知.笔者利用石刻和史志资料,考述毛希元隐士生平,还原其行迹.     

葛洪生地葬地新探

葛洪是丹阳句容人,晚年隐居并卒于罗浮山,但葛洪的出生地并非句容,埋葬地也并非罗浮山.葛洪幼年一直和宦游在外的父亲葛悌在一起,所以葛洪很可能出生在葛悌的任职地洛阳或肥乡,而洛阳的可能性最大.至今葛洪的埋葬地共有三种说法.葛洪虽然卒于罗浮山,但罗浮山只留有葛洪的衣冠冢,他没有真正埋在那里.关于杭州西湖葛岭的抱朴子墓旧闻,源自元代诗人吴莱一首诗中的文学虚构.魏晋时期盛行归葬习俗,葛洪卒后归葬到了家乡句容,因此关于葛洪墓在句容的史料记载最为可信.确定葛洪的出生地以及真正埋葬地,对于研究葛洪的生平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     

中国古代隐士略论——兼谈古代儒道隐逸思想之异同

隐士作为一个独特的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产物。从历史上隐逸之风较盛的几个朝代看,隐士的产生大多与社会的动荡、统治阶级的强权政治及统治者的昏暗腐败有关。中国古代隐士的构成及其隐居方式是多样的,这与其各自哲学思想基础有关。就此而论,又有道家之隐与儒家之隐之别。无意天下事,无意仕途,一心出世,以求超然物外,是为道家之隐,“身处江湖,心存魏阙”、“隐居以求其志”,以隐待出则为儒家之隐。除此又有专门以隐“待贾”之假隐。隐士之流在身当乱世之时洁身自许,不为污泥所染,为人敬佩,但其逃避现实,为明哲保身之计却也不宜多所提倡。     

高调隐居：新富阶层的田园想像

如果依照最严格的标准，中国并无真隐士。“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过是隐士们的自欺欺人。这群主要由文人组成的隐士集团，或怀抱“孔明心态”，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才勉为其难出山，以济困解厄；或怀抱“终南山心态”，虽然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却又不时放出风声，     

高启心态探微

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称的高启,在元末明初的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青丘江畔。强烈的个性促使诗人采取避世态度,沉浸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中来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在表面上具有隐士的姿态。但我们却发现,高启的心态具有与以往的隐士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揭示高启这种复杂的心态表征并探讨其内在的根源。     

明代中后期隐士与山人之文化透析

明中后期,隐士相对减少,而山人奔走于天下,成为这一时期一种较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果说明代隐士仍然是传统隐士文化的延续,那么山人则是传统的隐士文化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相作用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隐士和山人及其不同的社会交往范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这一特殊现象.     

六朝隐逸文化探源

六朝隐风盛行,究其原因,既是时代的产物,又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隐逸开始接近山水形象美质,注重对人生美学意义上的思考,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变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隐居从单一的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向诗意盎然艺术化的生活情趣转变。六朝隐士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促使隐逸朝着士人的本性生活回归。六朝隐逸文化与生命意识有着紧密联系,追求长寿养生,乐死成仙等"摄生"之道,是隐逸思想的重要内涵。佛家思想与隐逸文化合流,不但深刻影响了隐士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参与塑造了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状态与思维习惯,进而影响到诗歌创作,并最终促成了佛理隐逸诗的诞生。     

揭暄的学术交往及其著述

摘要：揭暄是明末清初士人,经历明清鼎革后归隐山林,专心访学交游,其所著军事书籍及对宇宙论的探讨颇有见解,为当时学者所称道。揭暄少年时接受过传统儒学教育,并对西学有所接触;归隐后与著名学者如方以智、方中通、游艺等相熟并与江西著名学派成员走动频繁,学术交往活跃,形成了一个以避乱为机缘有着明显地缘联系、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并在学术活动中加深了对西学的理解。揭暄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其交往学者关注的问题和学术背景影响并得到其观点的启发,在学术探讨和辩难中愈渐丰富和成熟起来。     

医巫闾山与辽文化

医巫闾山是我国著名的五大镇山之一,是先民对自然的感激与敬重的体现及其反映。九州的由来与九山的对应,五岳与五镇的演变,反映了医巫间山的镇山地位与影响。契丹人在医巫间山读书绘画,修身养性;修建陵墓,归葬名山;谒陵游猎,处理政事。辽朝设置显州与乾州,加强管理。医巫闾山成为契丹辽文化传播及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证。医巫闾山凝结着中原文化的诸多因素,也反映了契丹辽文化的重要特征。     

北宋文人与茅山宗

茅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吸引了许多北宋文人士大夫前来学道、隐居、观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茅山道士与北宋文人频繁交往,促进了当时茅山道教的繁荣。茅山宗主修内丹、养生治心的教理恰好符合文人的生活需求,茅山宗成为对北宋文人最有影响力的道教派别。茅山宗经典《真诰》与《黄庭经》对北宋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苏颋诗歌内在情愫与退隐思想探析

本文着眼于苏颋的诗歌创作,从挚烈的爱情、浓厚的乡愁、退隐的思想、怅惘的内心及报国的情怀五个方面探析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肯定处于初盛唐之交的苏颋是把丰富的思想感情与多彩的社会风貌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大家之一。     

论船山词中的愁情

王夫之是清初著名的遗民词人,更是抒写愁情的高手,其笔下的"愁"词堪称抒发愁情的经典。其词除了抒发悼念亡妻之相思悲愁、隐居荒山的孤独闲愁,还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怀国浓愁。无论是哪种愁,都深深地打动人心。     

潇洒地体验人生——试论唐宋词中的"逸趣"

受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影响,对"逸趣"的追求和表现渗透到词人的创作中,成为唐宋词独具特色的一个抒情领域。一方面,唐宋词人特别倾心于"渔隐",他们所抒写的"逸趣"也常常借"渔父"的生活和形象来加以寄托和传达;另一方面,唐宋词所表现的"逸趣",更多地还是萌生于隐居赋闲与遭受贬谪的生活环境与人生体验之中。唐宋词所表现的"逸趣"虽然不无消极遁世的思想因素,但同时也展现了唐宋词人体验人生、享受生活、排遣失意、调适心理的潇洒风姿。     

论清代隐逸女词人薛琼

明末清初著名词人薛琼一生随夫隐逸于无锡东乡的鹅湖镇。其诗词典雅,幽美,大量描写了对隐居生活的喜爱与赞美,然而流存的薛琼的资料甚少,只能通过其家人的部分记录来研究薛琼。     

张养浩生平与诗文创作浅论

本文对元代名臣张养浩的生平及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考论，认为张养浩的退隐是其知识分子人格与官场的冲突所致，其生平经历有超越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范式之处。其散文追随姚燧，取法韩愈，诗歌则兼学白居易之通俗与韩愈之险劲，在元代文坛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