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他既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把自己的创作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综观全诗,精华首推讽谕诗(当然,其它三类也不乏佳篇)。而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大都成篇于三年左拾遗任间。《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     

白居易讽谕诗的产生与风格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之一.在他那众多的诗篇中,最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作品,当推讽谕诗了,即《秦中吟》五言古体十首和因事立题的《新乐府》五十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讽谕诗.可见,诗人自己也是十分重视这部分作品的.     

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

尽管白居易只把自已的诗作分成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但他在诗歌叙事方面,同样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相对于思想内容,其叙事诗作的艺术特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本文即以白居易的某些叙事性讽谕诗和两首长篇叙事性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创作追求、诗人个性及时代风尚,对其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分析。     

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长恨歌》主题之我见

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的主题,研究者提出了十几种说法。这些说法可基本上归纳为针锋相对的两类。(一)、讽谕说。认为此诗主要是讽刺或暴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主要不是甚至完全不是歌咏李、杨的爱情。但此说很难令人信服。首先,白居易自己就不把它编入“讽谕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

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前些年，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被誉为最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他把诗歌直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张最受推崇，而很少从诗歌自身的特点、规律去加以探讨。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外在的解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探讨文艺的特征，因此对白居易诗论和讽谕诗的评价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在谈到白居易的诗论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那种相沿多年的看法，即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郑敏以新乐府为代表的白居易讽谕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占有光辉的地位。尽管８０年代中期，学术界对此曾有过尖锐的论争，但其崇高地位却并未因此而动摇。对于白居易来说，最令笔者感到强烈震撼的，是他鲜明的人...     

韦应物未罢江州刺史任

汤擎民在八一年《文学遗产第三期·论韦应物的“兴讽”诗》中说“这诗(《答故人见谕》)当是罢江州或苏州刺史任后之作”,“罢江州”的提法是不妥当的,考韦应物一生,从广德二年(764)步入仕途,先后被罢过洛阳丞、鄠县令、滁州刺史,直至贞元六年(790)被罢苏州刺史,唯独未罢江州刺史。     

对杜甫《赠李白》（七绝）的质疑

杜甫并不以七绝见长,保存下来的七绝也不多,大约一百首左右。最早的一首七绝便是《赠李白》,原诗如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据说此诗作于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和李白再度遇于山东的时候。此诗的三、四两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嗣奭认为“三自谓”,“四谓李”。但过去大多数注家,如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等,直到今天的杜甫研究者肖涤非均认定后二句系指李。不过分歧双方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意在讽谕、警告或批评李白,表现了“朋友相规之义”云云。我经过反复研究,同时把这首诗和杜甫其它有关李白的诗及其酬赠之作仔细加以比较,     

《寒食即事》诗寓意辨误——兼论唐代寒食清明风俗及其文化意义

《寒食即事》是唐代诗人韩翃最享盛誉的作品,历代士林都十分宝爱,清代诗评家更纷纷批注,予以称赏,其笔墨多在“托讽”二字。吴乔《围炉诗话》云:“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者也。”孙洙《唐诗三百首》云:“唐代宦官之盛,不减于桓、灵,此诗托讽深远。”尽管诸家批注,对于“五侯”到底是谁看法不一,但一般都认为此即后汉桓帝时“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的五个宦官(见《后汉书·宦者传》)。现今各种唐诗选本和有关评论未加深入甄辨、探究,远绍古人,陈陈相因,此诗作为一首“借汉讽唐”的“政治讽刺诗”几成定论。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前后蜀讽谕诗初探

五代十国时期, 前后蜀诗歌创作相对繁荣, 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讽谕诗, 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后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些讽谕诗在艺术手法上也别具一格, 其特点为: 针对性强, 主题集中; 短小精悍, 通俗易懂; 讽刺犀利, 幽默风趣。     

韩翃《寒食》诗新解

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人五侯家。”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认为该诗借东汉王氏“五侯”喻杨氏“五家”(杨贵妃兄妹),所讽乃在外戚;吴乔《围炉诗话》、孙洙《唐诗三百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唐诗选》以为“五侯”影射手握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诗经》感伤诗的美学价值

《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第一部诗歌选集,其中的史诗、政治讽谕诗、农牧诗等反映了我国古代早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民风民俗,而在表现社会心理和情感方面则要数感伤诗。这些诗最真切、最细腻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感的培育,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再思及其他

<正> 最近几年,随着某些现代文学理论的流行,人们对《长恨歌》主题思想的讽谕性质,越来越趋向于否定。有的文章甚至说:“在这首长歌中,除了爱情,再无其他。”《长恨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否存在一个讽谕主题,这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考察。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脱离开《长恨歌》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而以某种常常只适用于现当代文学甚至外国文学的新潮理论去附会,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前后发展、作者感情的前后变化,孤立地对作品作肢解式的剖析,是很难得出准确结论的。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论梅尧臣田园诗的集成与开山意义

梅尧臣堪称宋代田园诗的开山祖师。在两宋诗人中,他的作品率先集前朝历代田园诗之大成,将陶王田园隐逸诗、中晚唐田家讽谕诗和《豳风·七月》的艺术传统网罗殆尽,并完成了从一味蹈袭到自立风气的重要转变。为范成大等田园诗人导夫先路。梅尧臣田园诗的形式、风格、题材、体式等均对宋代诗人产生示范作用,其开创的四时体田园诗对宋人影响颇大,沉着朴实和平淡自然两种风格均开两宋田园诗风气之先,田园风土诗和农具诗的题材类型被后继者效仿,绝句组诗和五律体的选择也对后世诗人有所启发,成为宋代田园诗惯常采用的体式。总之,梅尧臣的创作成为两宋田园诗重要的艺术渊薮。     

论宋初颂美讽谕赋的新变

宋朝建国之初,并没有立刻出现值得文人们歌颂的盛世气象,因而,太祖时颂美讽谕政治的赋很少。太宗通过种种措施加强重文的风气,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颂美讽谕赋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澶渊之盟"后,真宗东封西祀,以掩盖惭德,粉饰太平,描写典礼、祥瑞的辞赋大量涌现。宋初颂美讽谕赋的创作,有踵武汉晋赋风的倾向,同时受当时政治、心态、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一,描写典礼的赋大量涌现;二,一些赋中出现富于太平景象的世俗情调;三,讽谕政治的内容被突出强化了,且重在穷究治乱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