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地区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在近几年来越来越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以西北地区为例分析了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状况,从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农村五保户和农村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阐明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的影响,最后从基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互动、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供给能力等几个方面作了分析和反思。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与制度创新——基于对安徽省安庆市的调查

安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调查及分析表明,安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基础设施供给质量较低、农村义务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以及科技推广工作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应通过改革财政支农支出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渠道,以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多中心协同机制研究

在对农业基础设施产品属性、收益区域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农业基础设施各供给主体的责任、范围及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方式，以构建农业基础设施多中心协同供给体系。纯公共物品及公共池塘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式是机构型供给，通过成立专委会实现科层制协同。俱乐部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式是政府与企业联合供给，政府与企业通过公私协同实现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村庄范围的公共池塘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通过战略性协同、沟通性协同以实现政府与农民联合供给或农民自治供给。受益范围为村小组或几户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农民自治供给为主，通过沟通性协同使农户能顺利实现合作供给。私人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由企业供给或农户自己供给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及市场化改革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实行政府高度垄断,并且政府公共支出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服务,这些导致我国政府目前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不能保证基本的社会公平,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阻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对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做法,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过程中,我国政府应努力创造和完善推行市场化的各种条件。     

农村公共产品:政策成因与供给机制建设

农村政策各个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由此形成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也不同。随着政府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建立城乡有别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逐渐萎缩,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使得极为紧缺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脱离农民需求实际,税费改革乃至于取消农业税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形成"釜底抽薪"之势。化解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关键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创新农村公共产品 需求的表达与供给决策的衔接机制,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运行制度等。尤其是作为补救措施,政府应对农村地区实行限期公共产品补偿性政策。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应着重解决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已经成为制约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要通过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和科学的决策机制,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等,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可持续供给的对策研究

随着税费改革的全面推开,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制度外供给制度宣告结束。那么,如何在制度改变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在对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产品资金供给制度历史和现状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可持续供给的对策,即明确界定不同纯度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加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力度,实现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逐渐淡化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     

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为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经济基础、智力支持和文化基础。但是目前中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需要。应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责任边界,重构农村基层组织、提升农民合作能力,推进基层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臃裕＂人员,破除＂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建设四方面着手,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加快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农业税免征后农村公共决策的产权基础与公共产品供给

以免征农业税为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实质是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重新缔结农地产权契约。这种农地产权契约,既没有改变农村社会公共产品外生性供给模式,又降低了农民向国家与集体索取公共物品的谈判能力,结果可能将进一步恶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要增加我国农村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改变其外生性供给模式,发展农村社会,其根本出路在于我国农地产权契约的进一步创新。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医疗卫生供给为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二元制＂,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日益暴露。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不仅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成为政府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要促进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多主体供给体系;理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承接部分农村管理职能;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初探

新农村建设内涵丰富，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和生§环境、公共事业、基本法律制度等公共产品层面，而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融资、实施与监督过程，则涉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分配关系。我国现行地方组织法和预算法存在的缺陷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目标，因此，新农村建设必然进一步促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     

法治视阈下地方府际争议及其消解方略

中国横向地方政府际争议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凸显,消减了政府间的协同合作,致使整体政府的塑造困难重重,政府的合力难以发挥,综合成效大打折扣。在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已不能自成系统乃至游离于行政生态系统之外,而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寻求府际争议的解决途径。府际争议的有效解决应遵循法治原则;力求摆脱仅从政治视角研究的窠臼,探索出适合中国情境的法治与善治之路;立足于地域不均衡发展的现实,解析横向地方政府际争议之成因并实施行之有效的消解方略。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裁量权的公法控制

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对于中央政令的落实以及辖区公众的利益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但在近年来却屡受诟病,笔者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工具,将行政决策权行使中出现的裁量偏离作为考查重点,分析了决策过程的主要考量与行为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法对此的应对之策。     

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之探析

要确保行政权利依法、公正、高效地行使,就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较为系统、内外结合的行政监督体制,但有时候仍然存在着内部协调机制不完善、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监督操作缺乏可行性等缺陷。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包括执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群众和社会舆论等监督主体在内的外部监督机制,来使之发挥对行政权力的直接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和强化行政监察机关的作用,以及建立行政人员的道德约束机制等内部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来实现,这些乃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关键。     

行政公益诉讼初探

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行政私益诉讼的由非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直接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它包含行政公诉和由一般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了保护公益、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我国应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原有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制度进行变革.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公正性检视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为保护公共利益而生，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诉讼，在程序规则构造上理应遵循公正原则。目前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只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尚存在检察机关角色定位模糊、诉讼启动条件具体标准缺乏、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明晰等影响诉讼公正性的因素，急需从限制检察机关的恣意性、确保程序的科学性和法官的中立性、保障程序的平等性及行政机关的参与性等方面补强该程序在公正性方面的欠缺，以确保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符合诉讼的本质及规律。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行政伦理考量

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应对群体性事件成为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应基于行政责任探讨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行政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行政组织作为公众的"受托人",应以行政组织的总体目标为导向,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追求最大的公共善。     

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为例

把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权力进行分类,提出权力时空尺度的概念,并把权力的时空尺度具体化为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从时空的角度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解释框架,通过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理论进行验证,可知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权力的尺度重组分别实现事权、财权、行政首长任免权和监督权主、客体时空尺度的匹配,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目前应进一步完善基层人大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地方政府与当地公众的激励相容;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监督。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裁量权的运行逻辑与制度激励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公共管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进行贯彻,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相当宽泛的裁量空间。但是,这种行政决策裁量权在运行中受到干部晋升标准、利益集团干扰、官员风险规避等多种因素干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有必要通过公法的制度性安排,促使其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