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综论

本文力图勾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山，他以峻切的现代理性和对农民的俯视精神，开掘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积淀和国民的生存状态。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流派，三十年代的四川作家群、东北作家群、“京派”等都以不同的审美风范开掘出民族文化心理的现代表现。“左翼”乡土文学体现着五四乡土作家的文化批判意识向阶级意识的转换过渡特征。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实现了文化批判主题向阶级意识的转换，作家对农民的心态由俯视变为仰视。     

现代民俗小说之成因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民俗与小说结缘这一文学现象 ,2 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从不同角度将其称为“乡土文学”、“地域文学”、“田园小说”、“乡镇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等。本文认为 ,“现代民俗小说”作为一个创作倾向术语 ,可以概括民俗与小说结缘这一文学现象 ,可以涵盖上述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 ,并在文学史上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特定成因     

中国文学传统下的后现代试验--以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小说为例

台湾作家张大春在小说中充分运用中国传统“说书体”的叙事技巧、语言风格和美学特征，并将此融入其后现代写作实验中，在“传统”与“现代”中建立起一种相得益彰的文学话语空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这一创作风格的形成，也为探讨汉语言文学在与世界文学对话时，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提供了新的启示。     

20世纪香港女性小说创作发展评述

香港女性作家小说创作在香港文坛上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坛更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发展史。本文在历史的框架下,从与大陆女性文学关系以及女性作家群体变化的角度,结合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评述了20世纪香港女性小说创作发展,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发展期和繁荣期。     

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简论

“五四”到建国前这一时期是乡土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主要作家及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综述．展示从20年代到4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不断更新视角．“乡土”成为具有更多重要意义的承载体，在主题上由文化批判到社会政治批判和到社会革命，全方位、多层次地再现了乡土生活。中国社会的一切思想和价值判断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体现，乡土成为作家展示现实中国本相与内核的必经之路．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现实生活并以文学不断探索人生和社会问题。     

都市文化理性与刘呐鸥的都会小说

将刘呐鸥的都会小说置于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这一现代都会背景,置于都市文化与创作审美、作家创作与都市言说方式的研究层面,我们将会“发现”:性爱剥离,迷恋与逃逸,叙论合一,是刘呐鸥都会小说的主要特性。刘呐鸥都会小说所显现的都市文化理性,是刘呐鸥小说的新姿态,也是现代中国都市文学应该具有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视角。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形态

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繁盛，源于中国现代作家与土地、乡村、故园的精神血缘，源于他们对尴尬的现代都市生存体验的反抗。放逐、漂泊与回归的不同精神历险与生命体验，形成了现代作家不同的乡恋心态。对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构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基本主题形态。而“整合”——西方近现代艺术精神，同民族文学传统的不断冲突融汇、整合发展，并最终走向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学——成为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艺术选择的基本特征     

论金庸小说的三种文化现象

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创作,它诞生于香港商业型的文化氛围中,为刺激报纸销量而写作的意图明显。它一度曾被称为“毒草”,又经历从禁书向经典的命运转变。９０年代,在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潮流的裹挟下,它成为大众媒介的改编对象,衍生出众多的文化产品。商业化、经典化、产业化是解读金庸小说无法回避的三种文化现象,金庸的小说在传统文学观念的封锁下,进行了一场成功的突围表演,一种与现代商业文化紧密结合的文学价值理念以及文人成功标准正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香港女性文学创作简论

香港女性文学从５０年代萌芽诞生到８０年代出现繁花似锦的局面,成就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处在特殊的地域文化和社会制度之下,香港女性文学有着独异的特色。从创作主体看,香港女性作家有不少人是明星（名人）与美女,“明星＋美女”的女作家是香港文坛的一大奇特现象;从作品看,香港女性文学往往脱不开“男女之情”的内容,婚恋小说为数不少,主题与人物塑造也有独特之处。     

略论艾芜的“流浪汉”小说及其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艾芜是30年代初期崛起于文坛的左翼青年作家。他的以《南行记》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流浪汉”文学走向了成熟。活跃在他作品中的那些风姿独特、色彩鲜亮的漂泊者们,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真正的流浪汉形象。同时,这些作品及人物形象,也构成了艾芜小说创作的基本特色之一。在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描写流浪者的文学,是许多作家取之不尽的丰富的创作题材之一,从十六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成功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到20世纪高尔基的     

从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四川文学中的方言

四川现代作家运用方言土语于小说创作是对四川文学传统的一次创造性转化,意在展示巴蜀大地特有的“初民文化”风貌,其成功源于自觉提炼方言文化的“川语意识”。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

研究日本近代作家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课题,芥川龙之介占有重要地位。把握他的创作与中国文学关系必须放在他创作的总体框架中考察。他取材中国古代典籍写作的小说有许多篇章对原作素材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充满了现代意识,匠心独具。但是,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文化观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理念的,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并没有继续跟踪中国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一种断裂,与头脑中的中国文化沉积形成一种反差,接触中国现实后自然要产生“误读”,也是一种失落感,因而对于现实中国的认识难免片面。这种现象在其他日本近代作家身上亦有不同程度表现。     

读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

读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李达武民族文化是不同区域的组合，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将具体显现在作家的创作之中。深化中国义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对中国区域文学特征的深入把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李恰《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书...     

论昆曲对小说《游园惊梦》的创作渗透

小说《游园惊梦》是白先勇将昆曲与文学高度融合的一部作品,对昆曲这一舞台艺术兼文学经典的巧妙运用,使小说不仅在艺术技巧上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而且使其表现出更深刻的主题内蕴。昆曲对《游园惊梦》的创作渗透主要表现在:一是昆曲对小说创作技法方面的渗透;二是昆曲作为小说潜在的叙述话语对小说主题的深化;三是作家通过昆曲与小说创作的结合传达出的对传统文化的追寻和昆曲式微的失落。白先勇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学融合的典型,研究昆曲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有利于深入了解作家的创作风格,并由此看到传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引起人们对日渐式微的昆曲艺术的关注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审视。     

高建群陕北题材小说浅论

高建群是新时期以来陕西一位重要作家。他的陕北题材小说以历史文化的角度观照陕北，审视高原；创作上有着明显的“合文学目的性”企图，具有明确的个性特点。     

五四小说的理论催生

早在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在我国就日趋高涨。到二十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文化革命又有了新的发展。“五四”既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1918年5月鲁迅以《狂人日记》翻开了中国小说崭新的一页,紧随其后,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共同创造了五四时期白话小说创作蔚为大观的局面。五四小说以旷古未见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形态,为小说最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有成绩的领域,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为此立下首功的,便是五四小说的理论催生。     

卡夫卡的创作与中国文学的交融

卡夫卡作为一个西方作家，却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文化对其极深的影响。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创作及理念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许多作家常常将卡夫卡视作“知音”，这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     

植根于华夏沃土的"端木"——端木蕻良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导论(上篇)

端木蕻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富有多方面才学和深厚的中外文学素养的作家。学术渊源既深且广,其中来自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他是一株植根于华夏沃土兼汲外来营养的“端木”,联系着中国古代和现代两大文学传统。他的小说既长于个人心灵的自我表现,也注重政治教化、社会功用,构成社会政治话语与个人生命体验的交错呈现,走过一条从拯救家庭、个人,到拯救社会的创作道路,既联系承传文化传统,又富有现代性品格。     

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变革的影响

1 9世纪末至 2 0世纪初翻译小说对我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变革的影响有四大作用 :一、使中国小说的地位提高 ,改变了“小道”之说 ,使读者了解到小说作家在异域地位甚高。二、使中国小说由“教诲劝戒”向描绘社会人生转变 ,成为近代小说革命和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三、使中国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变得多姿多彩。四、使中国小说走向现代白话、通俗化。另外 ,这些作用与当时社会的文化发展、文学的商业化也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