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渤海国经济生活的几个问题

唐代渤海的农业经济较为发达,葵、豉、桑树等物产是其最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渤海时期广泛种植的葵菜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引种到东北北部的,《辞海》关于现在中国北方没有葵菜的说法是错误的;渤海人的特色食品"大黄汤"可能是用豉做的汤;渤海也并非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只有柞蚕没有桑蚕。     

渤海的主体民族及其来源

渤海的主体民族是靺鞨,核心是粟末靺鞨,这一传统观点至今仍然最具说服力.仅仅从接受唐朝册封前大祚荣政权的国号为靺鞨,以及当时外部世界对他们的称谓是靺鞨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同时.我们对靺鞨族的来源也应有新的认识.靺鞨族、甚至粟末靺鞨部都包含着其他民族或部族的因素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渤海遗民的流向——以未迁到辽内地和辽东的渤海遗民为中心的考察

没有迁到辽内地和辽东的渤海遗民一部分投奔女真或留在原地;另一部分亡入了高丽.投奔女真和留在原地的渤海遗民有资料可考的为兀惹人、燕颇部渤海人、蒲卢毛朵渤海人和号称五节度熟女真渤海人,他们分别融入到女真和汉族中去.由于女真族的一部分后来也融入到汉族,所以他们的绝大多数最终成了汉族.亡入高丽的渤海遗民中可考者可能比已经知道的略多.他们都融合到朝鲜民族中去了.     

朝鲜建国以来的渤海国史研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渤海国史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出现了朴时亨、张国钟、朱荣宪等国际知名的学者,是国际渤海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他们主要着眼于强调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所以其研究在一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靺鞨人的迁徙与渤海国

靺鞨人的迁徙约始于公元三四世纪之交,沿松花江河谷西迁,最远达嫩江以西,可能远至呼伦湖西南.因沿第二松花江河谷南下,至晚在5世纪,靺鞨人已与高句丽发生冲突.6世纪末,粟末部内迁后,第二松花江和松花江流域的靺鞨诸部皆臣属于高句丽.唐朝未能把握好高句丽灭亡后东北局势的新变化,其对靺鞨政策的失误为大柞荣建国创造了契机.由于得到靺鞨诸部的支持,大柞荣在建国之初就控制了今黑龙江南部至吉林北部、东部的广大地区.     

渤海国历史遗址探微——对渤海上京遗址景区旅游规划之思考

目今我国旅游市场的主体特色之一是以历史遗址为背景烘托的人文景观旅游,渤海国是我国唐代东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上京龙泉府建筑规模宏大,其遗址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价值存在决定了旅游规划的可能性,而好的旅游规划将加大对历史遗址的保护力度。     

从古代文献看日本致送渤海礼物活动

唐代的渤海政权与日本隔海相望,往来频繁。在渤日往来过程中,日本不断开展对渤海致送礼物活动。这种致送礼仪活动是日本与渤海邦交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增进了两国的友好交往关系,而且推动了两国官方贸易的开展,实现了贸易互补,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     

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

郡望观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为汉唐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尊崇。渤海爵号与国号的来源 ,是与李唐王朝遵循郡望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 ,正是基于大祚荣为古东夷大氏族裔融入者 ,古大氏之郡望为古渤海郡地 ,李唐王朝尊崇其祖先大庭氏及其地望渤海郡 ,故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自是始去名号 ,专称渤海     

萧梁与东亚史事三考

本文考察了魏晋南北朝与东亚国家关系史中的“扶桑”、武宁王陵和梁元帝《职贡图》后 ,指出扶桑并不专指日本 ,因此《梁书·扶桑国传》不能证明南朝佛教已经传入日本。以往用以证明日本与南朝交往的梁元帝《职贡图》 ,其倭国使者形象是根据前代史籍记载构画的 ,反倒证明此时倭国与南朝的交往中断。另一方面 ,研究武宁王墓室的结构与砖铭 ,并与南京为中心的南朝砖室墓相比较 ,可证明武宁王陵应是南朝工匠所建造的。将这些孤立的个案联系起来 ,正好证明该时代东亚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动 ,百济成为南朝外交以及在东亚世界传播南朝文化的首要国家     

两唐书《渤海传》比较研究

渤海是古代中国东北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两唐书《渤海传>从不同的角度对渤海政权进行了记载,由于两唐书在作者、成书时间、成书背景、编撰原则等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因此,使得两唐书《渤海传》在记事内容、史学价值、历史观、史学思想等方面也有许多差异,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对于今天的渤海史研究者来说,两者缺一不可。     

对“环渤海经济圈”概念的再认识

针对已有研究和论述中对于环渤海地区的各种概念混乱,本文认为应该对环渤海地区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它既不是一个“经济圈”,也不是一个“城市群”,而只是一个具有地理接近性特点的客观地理区域;它包含了京津唐、辽中南和山东半岛三个各具特点的城镇密集区,并且涉及到三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经济区:华北经济区、东北经济区和山东经济区。     

先秦两汉文人“立言”内涵的历史考察

建安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人的立言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表现在于其一,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郁,这主要缘于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其二,立言的内容逐渐丰富,就其包含的文献典籍来说,大致经历了由春秋中叶之前的经、史,到春秋中叶至战国后期的子、集,再到两汉时期的经、史、子、集的变化过程.不过"立言"作为对有关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之言辞的记载这一主旨在文人心中仍占主导并贯穿该期始终.     

唐代皇室对老子的尊崇考

唐代对老子的尊崇在皇室的主导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唐代皇室对老子的尊崇主要体现在认祖与追封,升《道德经》、习《老子》、崇玄学、准明经例考试,重视老子思想理论,以通《老子》者进讲、侍读,作为对外赏赐与交流的重要文化,讲老子符瑞,祭奠老子,设祠立像,尊老子庙等方面。但这种尊崇在有唐一代,不同时期仍有一定的变化。     

唐代设置六胡州的历史地理考察

唐代六胡州所在的“河曲”之地属半农半牧地带,既是多民族错居杂处而交融频繁地域,又是唐朝的边疆战略要地。六胡州的置废变迁,就是唐前期关内道北部乃至整个北方边疆军政形势起伏变化历程之缩影。本文着重从地理环境、畜牧经济、人口数量和地缘战略等方面,考察六胡州设置前后的历史地理背景,力求揭示当时的北疆军政局势与河曲内外的民族关系状态。     

论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未来发展规划与中国的任务

亚洲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大湄公河地区是亚洲经济增长较为薄弱的次区域之一。该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不仅能够为亚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未来地缘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实现。亚行将制定未来10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应及时把握亚行战略方向,以亚行自身发展战略为基础,结合中国未来10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向有利于各成员国的方向发展。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     

国家规制与宗教组织的发展中国佛教的政教关系史的制度分析

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佛教史的内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梳理了围绕着佛教僧团制度建设与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藉由僧团戒律与度牒制度之间的某种对立与比较,认为戒律作为一种组织和认同机制,体现了僧团自治的努力;通过对中华帝国的传统的宗教治理策略之一的度牒制的原由、作用及本质的分析,认为这一规制措施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地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寻租和逐利的工具。通过历史经验的比较,认为宗教组织的纪律、原则等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机制,指出政教关系的基点在于宗教组织的自治特性与能力,这应当成为国家的宗教治理的前提。     

加入WTO与重塑微观规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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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分期与历史观念——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出发

西方史学中中世纪概念的产生,代表了人文学者与过去决裂的决心。有西方学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缺乏＂对过去的感觉＂,尽管这种观察看到了中西史学的明显不同,却存在严重的误解。中国古代正史中确有表述历史分期的词语,却没有与＂中世纪＂相对应的强烈否定过去的概念。封建与郡县之别被中国古人赋予丰富的政治道德意义,并由此在先秦和秦以后划分了一条古今有别的鸿沟,秦及秦以后的历史被视作是同质的。西方历史观念东渐,秦至清的漫长时段自然地被比拟为中国的＂中世纪＂。     

海陆丰赛会演剧考

赛会演剧这一古代文化现象在粤东海陆丰地区至今延续。早在元明之际海陆丰民系形成之始,迎神赛会、演戏酬神习俗已随闽南移民带入,至明中后期及清初,在一些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的通衢大邑,赛会演剧已经蔚然成风。所演之剧早期多为竹马戏、钱鼓舞、白字曲、英歌舞等民间歌舞小戏,后来随着外来南戏正字戏的流行以及白字戏的形成,祭祀演剧渐由正字戏、白字戏、西秦戏等职业戏班唱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