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志铭看明代南京的士商交谊——以南京出土明代商人墓志铭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传统政治理念和中央集权农业国家的治理需要,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及其所从事的商业一直是政府打压和排斥的对象,这一现象一直伴随着封建王朝始终。但商人与政府官员及士人的交往并未因此而断绝,到了明代中后期,甚至还出现了两者相互交融的新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态势并未能有效弥合士、商之间的鸿沟,其只是明代以来儒学转向的一个映射而已。     

山东海防与山东沿海社会发展——以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为背景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的海防得到了重建与增强。山东的海防建设作为一种面向海洋的活动,保护了山东海运的顺利开展,改善了山东海疆地区农业垦殖落后的局面,促进了山东地方吏治的整顿与优化。同时,山东沿海社会的发展,对山东的海防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有利亦有弊。海防与沿海社会之间这种互为影响、紧密相连的关系,为我们今天"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历史启示。     

赵执信研究的集大成佳作——《赵执信诗集笺注》评介

赵蔚芝、刘聿鑫编著的《赵执信诗集笺注》(以下简称《笺注》)于2002年12月由黄河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由《前言》、《饴山诗集总目》、《附录》构成,分上、下两册,凡1600千字,2031页。《笺注》对赵执信全部诗歌进行了注释和简析,其分量约为《赵执信诗选》的五倍。该书对《诗选》旧注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是继赵蔚芝先生的《赵执信诗选》、《赵执信全集》出版后的又一部集大成力作。     

明代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以明代掖县为中心

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灾害频发,战乱不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或迁徙。明初为防御倭寇,加强海防,在胶东地区建立了众多卫、所,陆续地从刚平定的四川一带迁来大量军籍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由于明中期天灾不断,倭患侵扰,大量土著居民渡海移民关外,导致当地土著人口比例下降。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或因“先世失考”,后世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今莱州市）居民中明初四川移民后裔的高比例。     

沿着大河成长——浅析赫克贝里·费恩的心路历程

作为美国成长小说经典之作的<赫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生动地描述了赫克为追求自由沿密西西比河流浪的经历及其道德和人格上的成长和完善.本文分析了赫克不断发展成熟的心路历程以及大河这一意象在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中国封建伦理的怪胎——赵姨娘浅谈

在《红楼梦》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赵姨娘可以说是最不讨人喜欢的，这是为什么呢？本文从赵姨娘出场的几个主要情节，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予以分析，试图从中找出产生赵姨娘这种具有扭曲人性的人物的真实原因。     

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结合的力作——读赵相如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有感

《抗倭名将戚继光》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杂文家赵相如的新著。该书作者耗时十二年撰成此作。它是全面反映英雄戚继光一生感人故事的长篇小说。迄今为止,以戚继光为主角的文学艺术作品实在寥寥,民间传说虽有若干,不过是大树之枝叶,难尽躯干之全貌。读此书是读历史、读文化、读艺术,是一部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结合的力作,全著气势恢宏,读后感受颇深。     

叙事空间中平民史诗剧的建构——电视剧《大河儿女》的艺术特征

电视剧《大河儿女》不同于英雄剧,也不同于普通都市言情剧、家庭伦理剧。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风格建构了这部"平民史诗剧"的戏剧结构,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特征,而象征意象彰显诗意追求,以小视角带动大历史,以及家国同构等风格化的特征正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     

杜牧的生命观——以《自撰墓志铭》为中心

透过杜牧《自撰墓志铭》"史笔"般的安稳、静谧、平板与和缓,可以看到他浓缩在"史笔"下的生命曲线和隐藏在"史笔"后的灵魂本真以及省己察故的精神品格,从而看到杜牧无法安顿的生命及其生命突围。     

论朱熹笔下的官宦家族女性——以女性墓志铭为中心

朱熹撰写的14篇女性墓志铭,反映了他视野中的官宦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对女性的理想期待。在朱熹看来,理想的女性应该具备孝顺、贤惠和严慈等品格,同时还应该有一定的学识与信仰。朱熹通过对女性墓志铭的撰写,因人而异,因事立论,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抽象建构他理想的女性形象,以此为所有女性树立榜样。     

明代文人对民歌的认识——以冯梦龙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民歌再度兴盛,引起文人的广泛关注,他们在序跋、笔记、评点中对民歌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他们将民歌与《诗经》中的《国风》相提并论,将民歌与文人诗文、戏曲进行比较,以提高民歌的地位。他们从方言和曲调两方面论述了民歌的地域特色,高度评价民歌的情真语直的特点,充分肯定民歌朴实、自然的风格。     

明代北疆蒙汉互市问题探索——以明代陕北红山互市为中心

红山互市是明代中后期榆林地区蒙汉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但有关红山互市文献记载较少,以致现有研究存在一些基本史实的错误。本文在考察明代与北边蒙关系基础上,通过文献得知,嘉靖初期,明蒙双方关系紧张,没有和议互市的相关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戍之变"后,明政府被迫开放宣大延宁四镇互市,与之贸易,但为时很短,次年即关闭。直至隆庆五年(1571年),为抚蒙古,才新设立陕北红山市。此外,对明蒙互市禁易商品、易马城等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究。     

文本中的心灵体验——赵景深对安徒生童话的研读

安徒生童话自五四时期引入中国以来,有不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安徒生和他的童话。在众多安徒生童话的研究者中,赵景深别开生面地从文本出发,关注童话对心灵的净化作用。其所翻译的作品侧重主人公心灵上的自我安慰和精神上的不卑不亢,让人完成了一次美妙的心灵之旅。     

明代漕抚创制史迹考略——以王竑为中心

以王竑为中心的明代漕抚创制过程,实际包含两条线索轨迹:一是由永乐以来的单一武职总漕,演变为文武双轨制;二是由宣德以来对南直隶江北派设的巡抚,演变为由文官总漕的兼职.明清以来史家多关注前者(漕)而忽略后者(抚),导致一方面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和时间次序,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王竑之前南直隶江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并日趋稳定的史实.漕抚定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永乐北迁后明廷必须解决的南漕北运和加强对南直隶行政管理得以有效兼顾.此外,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七年间,文官漕抚的职位虽无人填补,但其权力却有所分散、转移,其中监督各府州仓粮和卫所屯粮之权由"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接收,而管理河道和镇守淮安之权,则重新归属于漕运武臣之手.     

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大体以嘉靖朝为断限,之前进士的姓名多用二字,至成化年间达到了顶峰,之后渐趋于三字。嘉靖以前进士姓名不仅多用二字,且尤喜带“王”旁的字入名,以取其吉祥富贵之义。《进士登科录》上所载姓名,个别进士也可能日后复姓易名。明代进士有两个以上母亲的占总数的20%-30%,而进士本人娶两个以上妻子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其中,进士的若干个母亲或妻子同姓氏者占有一定数量,说明当时还存在着同姓或同族的若干个女子嫁给同一个男人的现象。而母亲与妻子同姓氏者所占比例稍大一点,说明这种近亲联姻在当时还是较为常见的。此外,《进士登科录》上所载进士的婚娶情况,统计的很可能仅是正妻,没有包括侧室。     

明清时期天花病例的流行特征——以墓志铭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文集所收录墓志铭等悼念性文献中有相当数量关于天花病例的记述,为认识明清时期天花的流行提供了一类相对丰富又具系统性的病例资料。通过对发病时间、地点、年龄等的统计分析,明清时期天花病例有冬、春两季发病率高及患者多为十岁以下儿童之流行特征。天花在家庭内的传播,典型地反映了民间天花防疫措施的局限性。     

堕落的灵魂扭曲的性格——赵姨娘论

赵姨娘作为《红楼梦》人物群像中一个独一无二的形象,其品格和言行庸俗卑琐、阴微鄙贱、愚昧狠毒,但她也并非就是一个如“山魈”、似“狗粪”的坏人,而是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使她既成为被害者,也成为害人者。她为了争得自己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地位和权利,采取了无事生非、胡搅蛮缠和暗中算计人的抗争方式,以扭曲和变态的形式发泄对现存宗法秩序的强烈不满,这往往又是她不被人可怜和同情的原因。     

明代仪宾生活述略——以渖府仪宾仇森为中心

明代渖府仪宾仇森出身“三晋第一家”上党诗礼大族,是仪宾群体中优秀的一员,为士绅阶层所推崇.通过研究仇森的婚姻状况、政治生活、宗族生活、文化娱乐生活、公益生活等几个方面,不仅可以窥探明代仪宾的整体状况,对于管窥与之相近的明代驸马的政治生活,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