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制度:寻根理枝与革新路径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司法本土化的一项制度性成果。由于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愈发凸显出诸多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相投合的弊病,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促进审判委员会在法治轨道上运送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从规范层面厘清审判委员会的本来面目,并将其功能限定于总结审判经验等宏观指导方面,是商谈审判委员会改革的关键性前置要件。据此路径,对现实运行的审判委员会提出了"废除"最高裁判机构、"回归"纯粹议事职能、"改造"强化共同责任等三种革新方案,遵循司法规律,理顺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确保审判权独立、公正地行使,以公开促进公正,以责任约束权力,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     

论审判权的限度——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合理界限为视角

司法解释权被看作是广义的审判权应有的内容.实践中很多学者都认为审判权有入侵立法权的倾向,而入侵的途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立法化"的问题.我们在承认司法解释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着手对其进行完善,明确其合理限度.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要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的精神,也要符合立法原意和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要克服自身的问题,回归本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解释工作顺利进行.     

如何进一步完善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程序．并由其行使一定司法职能的制度。目的在于扩大司法民主．以普通民众参与行使审判权的形式。实现公民对审判权的分享与监督。     

论明代皇帝司法审判权的扩展与特色

明代封建皇权极度膨胀,在司法审判权方面主要通过奏裁、复核等形式使之权力进一步扩大,并形成明朝宦官参与司法,代皇帝行使审判权的特色.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在刑法有权解释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立法解释是刑事政策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如何表达刑事政策,如何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规定的关系,则是刑法立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刑法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看主要包括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和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中,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自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最高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司法手段来体现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中,法官解释法律往往自发地与刑事政策相适应。     

民族自治地方能动司法与法律变通

能动司法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司法政策.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遵循司法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运用多种方式方法解决矛盾和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法律变通是基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平等的法律制度安排.在变通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民族自治地方能动司法具有广阔的空间.     

审判权运行机制去行政化路径探索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是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当前审判权运行机制行政化主要表现在案件审批制度行政化、法官地位行政化、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等方面。审判权运行机制行政化降低了审判效率、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不利于构建健康的审级监督关系,造成"作出裁判的人不审理案件,审理案件的人无权裁判"。审判权运行机制去行政化要着力于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去行政化"认识;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以司法公开为手段,监督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完善配套措施,约束和保障法官独立司法这四个方面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刑事司法公正论

刑事司法所确立的是个别公正，它对于刑事立法所确立的一般公正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个别公正是司法活动的最高追求。个别公正的司法实现较之一般公正的立法实现更为复杂，一般公正能否转化为个别公正有赖于能动而有效的司法活动。司法判例为个别公正提供了具有可比性的范例，有助于个别公正的实现；司法解释的最终价值追求是如何更为有效地实现司法个别公正；司法裁量如何在法律条文的范围内，更大限度地实现个别公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关于我国宪法实施的两个具体问题

在我国有关宪法的司法解释和由普通法院引用宪法审理的所谓宪法案件,关乎宪法的贯彻实施。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由普通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享有审查违宪的权力。因此,普通法院引用宪法审理的案件不属于真正意义的宪法案件。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依照宪法和立法法本身缺乏法律的支持,加之以司法主体解释宪法就更显得牵强附会了。所以,所谓宪法司法化不等于就是在实施宪法;有了所谓宪法案件,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法就司法化了。     

我国审判权运行特征研究

当前我国审判权运行在实然意义上已经或正在逐步呈现出三个层面共七项一般特征,即理念性特征是以被动受案为前提的"能动司法";结构性特征包括以审判权的统一性为前提的管辖分割和以独立审判为前提的法院层级管控;功能性特征包括以法律适用为主兼顾法律发展,以个案裁判为媒介的司法公共产品供给,以依法裁判为基础的价值导引和以纠纷解决为中介的公共治理。     

论休谟“观念”的现象学意义

休谟为了找到确定的知识,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论,将知识奠基于经验之上。他将知觉分为印象和观念,感觉印象是直接呈现于我们心灵中的,“观念”来自于感觉印象。这样他就找到了最确定、最基本的能够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的东西。不仅如此,他还悬置一切实体,将认识从关注外部实在回到自我意识中来。胡塞尔现象学倡导“面向事情本身”,要求面向直观呈现现象,回到纯粹意识。于是,休谟拒绝在现象之外看到非现象的态度与胡塞尔“面向事情本身”的纯粹意识,产生了理念的相似性。     

试论萧红的女性苦难意识

女性家园的失落、女性生命的潦草、女性话语的困惑、女性救赎的虚幻四个方面表现了萧红的女性苦难意识。萧红的女性苦难意识使她及其作品具有独有的魅力与价值     

人的信仰和人的历史性存在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但同时又有着超越既定历史性的信仰.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真正实现了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辩证统一,真正揭示了人类在制约和超越、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和空间中的生存境遇和历史过程.     

河上肇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探究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家,作为亚洲较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将日本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其著作在中国多次再版,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启蒙作用.我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曾赴日留学,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河上肇的思想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厘清河上肇对李大钊思想的具体影响,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     

萨特与加缪哲学观比较

历史的偶然性让加缪和萨特出生于同一时代,而历史的必然性又使两个人经历相似,对于当时社会都感同深受,做出过积极热烈地响应,在文学和哲学两个领域都有看似相同的立场,然而却不尽相同,尤其在生存哲学中所表现的态度、遵循的行动准则以及与之所产生的结果体验,都值得让我们仔细品味与细加斟酌。     

论阿伦特的霍布斯

在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以不同的面目而复活,并且在这个世纪强势延续。作为20世纪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同样也从自身的理论角度解读并批判了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政治旨趣。本文综合考察了阿伦特关于霍布斯的解读,并且围绕这两个依旧晦暗不明的问题展开思考:如何理解和评价阿伦特的霍布斯解读?这个解读与阿伦特政治思想本身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论莫言八九十年代小说语句的极限式实验色彩

纵观莫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总是在语句的链条上打破以语言的线条为基础的逻辑关系,将历时态的词汇转化成共时态的线性排列组合方式,挑战语句成分的完整性和有机性.一方面,采取纵向的隐喻性词汇和横向的转喻性词汇交相叠加的极端方式,造成语句繁杂的结构;另一方面,莫言也有意采取不加标点符号的长句子来试验语句的长度、韧性和力度,借鉴西方意识流的艺术手法,故意运用没有停顿标志的几百字的长句子形成流水一样的审美效果.     

论莫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语义的极限实验色彩

莫言在语言上极限式的实验色彩首先与他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创作观念和自由心态有必然的联系,他在奔放的感觉和自由的联想驱遣之下,采取不合规范的奇崛拗口的语言来表现他虚拟的东北乡王国中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悖逆的语义关联域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语词在语义差距极远的语域中自由地排列组合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天马行空般的语义流冲决传统的理性堤坝的语言叙述,诸如此类的语义和语句的偏离常规表现的极致特色,成为探究莫言极限式写作的语言风格的典型表征.     

庞德文学翻译主体性探析——以《神州集》为例

主体性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它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视角,以《神州集》为例,探讨分析译者主体性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作用,为庞德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路径,也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走出国门提供一些启示。     

论我国人大对审判的监督

在我国立法与实践中 ,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均不同于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法院被确定为独立的审判机关 ,但法院及其组成人员的产生 ,又受制于人大。人大行使对审判的监督的同时 ,既要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又要切实起到监督作用。但目前在有的地方 ,这种监督要么变成了干涉审判权 ,要么只徒有虚名。因此 ,必须加强监督立法 ,提高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法律意识和自身素质 ,进而实现人大对审判工作的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