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以P”与“可以不P”的关系

从法律实践来看“可以P”与“可以不P”二者必然同真，但当一个为假时，另一个无意义。     

助动词“能”和“可以”用法考辨

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语义、语用以及句法功能等角度对助动词“能”和“可以”的用法进行全面考察,比较二者异同,指出它们各自宾语与语义关系的区别,逻辑平面和话语平面上的“能”、“可以”在语用、语义、句法角度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对上述助动词的教学提出了建议。     

对刑法中"可以"的思考

刑法规范模式中使用了大量的、带有两可倾向含义的“可以”,使得法律中的“可以”之行为就有了“可以为”和“可以不为”的两种选择,这就为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从“可以”的逻辑内涵入手,考察了刑法中“可以”存在的问题。     

"诗可以兴":由艺术兴起的思想延伸路线

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的观点本质上是一条思想延伸路线,而不是纯然的艺术理论.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原始诗性智慧的天然联系.兴辞的艺术手段里包含着象辞的诗性思维特征,在思想上与原始思想相传一脉.盛行于春秋时代的广泛的"用诗现象"是艺术的传播方式,也是重要的思想训练.孔门诗教的深层意义是思想方式的培养,由此形成了古典哲学"深于比兴"的传统.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天然统一。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法律文本中“可以”一词英译现状研究

由于其自身语言的规约性,法律语言的翻译要遵循精确、统一和简洁六字准则。研究发现原立法文本中"可以"一词存在语义差异,而相应的英译多没有注意含义的不同,造成译文的含义与原立法文本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刑事诉讼法文本中的“可以”

“可以”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使用多达133次，其功能主要用于表示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授权。由于“可以”一词本身语义的模糊性，致使实践中对相关包含“可以”一词的法条文本在解释时发生争议，存在着对“可以”一词的“误解”与“误用”的情形。在公安司法机关掌握着法律解释权力的实践中，文本的解释为“权力”服务的倾向交不可避免。     

“可以同真(假)”未必真的同真(假)

逻辑书在讲判断间对当关系时,往往使用一些“可以同真（假）”的说法。“可以同真（假）”不等于“必然同真（假）”。因此,“可以同真（假）”未必真的同真（假）”,这是逻辑常识。但初学逻辑的人往往误解这一点,而熟悉逻辑的人也时有疏忽,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失误。另外,“可以”与“不可以”相对,“可能”与“不可能”相对,介绍判断对当关系时,宜用可能、不可能之类的模态词。     

意识是"我能"——梅洛-庞蒂的"我能"现象学探究

针对经验论把世界看做意识的状态从而低估了意识,而理智论则把世界解释为状态的意识从而高估了意识这一情况,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认为意识不是我思而是我能,旨在超越经验论与理智论。梅洛-庞蒂的我能现象学直接影响了利科的自身解释学和福柯的自身关切的伦理学,在20世纪哲学界具有重要地位。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残雪的“灵魂城堡”

残雪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先锋派作家之一.残雪以其创作面貌及其个人精神气质的独特性,形成了所谓的"残雪之谜".探析残雪的小说文本,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残雪创作的深刻影响.本文着重分析残雪对卡夫卡作品的精神实质的理解,以及在她本人创作过程中的自觉接受.     

谁能为“不会说话的鱼儿”说话——以“原告资格”为核心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传统诉讼理论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国外的诉讼理论与实践已对此作出修正并不断拓展原告的范围。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要义之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则是此要义实现之一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诉讼制度上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原告资格。放宽原告资格是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点。     

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

本文分析了"中国威胁论"的各种表现,研究了"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全面驳斥和批判了"中国威胁论",强调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性和正义性.     

“八”即为“九”:八佾心解

先秦时代有严格的礼仪规章,君与臣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规范与监督,然而鲁国权臣季氏在自己的庭院中演奏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音乐,被孔子等人讥讽僭越.通过吸收前人众多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八佾”一词进行新的阐释,发现“八”也是君王之“九”.钩沉史籍,并不那么重要的“八”,在这场礼法论争中,也成为了臣下不可逾越的数字.并结合先秦史实,推断出季氏所用之“八”是符合礼法规范的.     

《乐记》之“乐可以兴”思想考释

《乐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它虽未在行文中明确体现出＂乐可以兴＂的字样,但却认为乐是表现人的性情的,又认为人的性情的本质是＂德＂,内在基础是＂静＂,外在表现是＂言情和怨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德＂和＂静＂的表现以及对＂言情和怨刺＂的主张就成了＂乐可以兴＂的最好诠释。     

面向文化哲学本身：从何谓到何为

文化哲学已经成为显学,但对于何谓文化哲学以及文化哲学何为的问题,在学术界仍存在模糊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将文化哲学的慧目,面向文化哲学本身。透视文化哲学的理论视野,掌握文化哲学的前沿问题,揭示文化哲学的人文意义,进而加深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和认识,这是通向文化哲学门庭的必经之路。文化哲学开辟了文化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新纪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样态。文化哲学所提倡的整体性视角,所从事的文化的批判,以及所蕴涵的人性的光辉,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伴随人类文化实践的深入展开,文化哲学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必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美学”的流行与美学何为

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出场机缘的"新美学"在当下中国语境的变体"日常生活审美化",充当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守夜人,表征了经典美学在大众文化时代的下坠和乏力。"新美学"只是做了时代的注脚,未能真正切中时代本质和担当起本有的历史使命。美学须在对历史的眷注中汲取力量,寻求"说话"机缘。     

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一条影响深远的理论意脉。本文拟对诗可以怨这个诗学命题的诗学源流和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并且立足于当代文论建设,对此命题进行学理反思和局限分析,在局限分析中把处于悬置状态的新的文学观念逼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