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所言说之物的言说——对保罗·策兰诗歌的分析

本文将布莱希特与保罗·策兰作对比,认为他们是两种诗人类型,前者强调“说”,即说出所言说之物（Gesagtes）,后者主张“不说”,即避开所言说之物：因为构成传统言说方式基础和背景的对应物,在这个时代已被悬置挂空了,而言说的对应物在这种言说里的丧失,让言说成为对真相的一种遮蔽;另一方面,要是把语言当作给出“所言说之物”的工具,就将封闭语言自身,同时也丢失了所言说之物。那么言说,便成为策兰所称的“犯罪”。“避开所言说之物的言说”的诗学主张,给出了诗人介入世界和记忆历史（所言说之物）的可能方式,策兰的诗歌经由这种方式焕发出卓越的语言之力,从而为历史和人类记忆作出了忠实见证。     

"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哲学言说的困境

哲学作为一种言说,已经从本体论退到了认识论,再由认识论退到了语言论,而到此为止,一退再退的哲学实在已经退无可退;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哲学必须迎向自己的言说困境,迎向自己的对象化循环模式的极限.言说的困境说到底就是思的困境.在入思之前,如果思的可能性已被一条已经完成了的"思路"的绵绵延伸所吸尽,我们便不能不说我们尚不会思.思不是任何"什么",思只是"到场",在"去蔽"和"倾听"中到场.     

心理治疗中的言说与倾听

心理治疗并不存在纯粹的倾听与言说技术。任何一种听、说方式都建立在不同学派对症状不同工作假设的理论背景之下。结构主义语言学构成了精神分析学派听、说方式的理论背景，而对言说行为本身不同的理解，形成了认知学派风格迥异的听、说风格。     

美,不可言说——从美的定义说起

"美是什么"作为一个本体论问题一直在被追问中寻求答案,以至于有不少人对美下定义.但是所有的定义都是不完善的,或者是把美等同于美的事物,或者是把美等同于美感,或者是把美等同于两者皆而有之.美属于不可言说的部分,对不可言说的美下定义意味着歪曲了对美的认识.美不可言说,但美显现于美的现象.对美保持沉默即是对美的领会.     

萧红小说的言说方式初探

通过对萧红小说行文特点的探讨与研究,试图从言说方式对其小说艺术形式的现代特征加以论述。萧红作品的主导思想就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与重新审视,而她的作品中所反映的这种现代性与超前性,正是通过个性化、女性化的生命体验与广大人民的切身痛苦结合起来的。这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使得她的作品独具魅力,这证明了她的小说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独特价值,及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论唐五代诗本事的言说方式

唐五代诗本事以诗歌的创作、解读、传播等文学活动为主要言说内容,也就与当时通行的笔记文本拉开了距离,往往被视为诗歌批评文本.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文本,唐五代诗本事的言说方式呈现出一定特点:言说形态方面,以事件为文本中心,以诗明事、证事;言说主体方面,以史官的口吻叙述故事、发表评论并由此形成纪传体文类特征.这些使唐五代诗本事与北宋诗话的以诗为文本中心、以文学家的口吻叙述故事和发表评论及其语录体文类特征等形成了鲜明差别.唐五代诗本事尚未完全从当时通行的笔记中脱胎而出并发育为一种成熟的诗歌批评文类,就被其孕育出来的北宋诗话迅速代替.     

当代哲学的“言说”境遇

语言是思考不可或缺的载体,它总是承载思考的内容,体认思考的路径。语言在“言说”的过程中成为话语,对话语的倾听与回应构成对话,人们的思考正是在不同的对话之中交流。纵观西方哲学的演变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言说”中表达对世界的认知,富有个性地反映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延伸独特的人文坐标。当人们对语言的关注超过对理念的领悟,“言说”的内容以自身为成立的依据和居住的家园。当这种“言说”回归生活世界,并以创新的姿态产生智慧的力量时,人类的理想境界与现实追求契合,形而上学转换为扎根于日常生活而体认应然…     

言说与倾听──从《罗亭》看权力话语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言说”与“倾听”是传统文本中典型的两性关系模式。男性言说,女性倾听是父权体制下的话语结构。这一权力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以男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规范。对《罗亭》的重新解读,旨在揭示女性在文本中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在历史中的被迫“缄默”和“匮乏”;女性的“语言拜物教”倾向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结果。     

孔子文论的道德言说方式

孔子文论的道德指寓是一种意蕴深广的文化指令,依经立义的言说方式标举孔子的道德立场,隐含着其引《诗》复古的审美取向;引譬连类的言说方式则架构作品表层与内蕴的意义桥梁,营造经典阐释的道德方法论体系,显露中国文论的人性关怀视野。其道德言说方式也制造了一种物象比附的话语场,立德话语的历史惯性规范着后人的话语叙述,在一定程度上钝化了后世文人创作和批评的灵性和活力。     

海德格尔:语言的言说与物的分延

语言言说还是人言说 ?是语言在言说中开辟出人还是人宰制语言并使语言沦为工具 ?这是理解海德格尔运思尺度的关键要素之一。在海德格尔看来 ,言说的语言是原在的家 ,在家里住着虔诚守护原在的基本语词的人 ,语词中断的地方 ,思物也一同消退。语言既不同于科学中的语言学 ,也不同于哲学中的语言哲学 ,它是科学分际的聚拢者 ,也是如此这般的哲学话语权的给予者、同意者、让予者。语言言说正是这一广阔让予的形迹。语词中断处 ,无物存在。思想的任务之一 ,就是保护言说的基本语词免遭平庸见解的损害     

"味"的诗性言说

味最初是一种感受,后来演变为审美体验.中国美学以味论诗的本质在于"口弗能言,志弗能喻"的整体风貌之感悟.这种感悟贯彻为文,逐渐演化为以创"味"为核心的言说方式.     

华裔女性作家的言说策略

作为华裔美国女作家,王玉雪、汤亭亭、谭恩美以及任碧莲深受来自族裔以及女性的双重桎梏。然而,她们先后成功地在白人文化占主流的美国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文章拟从她们的作品分析入手,研究她们各自不同的言说策略。这些言说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华美群体在跨文化环境下寻找文化认同,确定文化身份的艰苦思索及不懈努力。     

大学生应如何言说

转型期一代的语言带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他们独立意识到来得早而且强烈,这一点在来源广泛的大学生中表现尤为明显,他们之间的对话随时有点起战火的可能.那么,和平对话的平台在哪里?通过分析言说者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提出言说者应注意感性言说和理性言说的区别及效果,祈使句运用的前提以及言说的逻辑性.     

论"言说"与自由诗的分行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要求言说的.自由诗把外部形式创造的基点放在言说的表现上.自由诗的分行排列是表现言说的一种主要方法,主要通过排列诗行的长短、诗句句意的间距、诗句的句式结构和音节停顿以及诗句的整散来表现言说.我们可以通过分行表现的言说体会到言说者的隐晦情感.     

寄往中国的信:《白虎》中庶民的倾诉欲望

以七封寄往中国的虚拟信函作载体,当代印度英语作家阿迪加的布克奖小说《白虎》刻画了一个有着强烈倾诉欲望却又得不到倾听的印度青年形象。从整体上看,倾诉对象的状态影响着主人公巴拉姆的言说表现:倾诉对象的缺失让他欲诉无门;虚假的听者让他的倾诉充满矛盾;虚构的听者则打开了他的心扉。他的经历充分表明,印度庶民并非不能言说,而是无人倾听他们的诉求。从倾诉与倾听角度来看,后殖民文学批评需要更加重视倾听的作用和价值。     

无言与言说--兼谈绘画语言的言说方式

语言与思想,互为依存又互为悖论。一方面,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没有语言,思想无以延伸;另一方面,语言又常常被描述为“思想的牢笼”。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均是对语言的传递与描述能力的局限的一种感慨。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无疑是一种方式别致的言说,这种言说与其承载的思想必然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言说方式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孔子看来,语言代表着亘古不变的神圣秩序,虽然语言秩序与现实秩序常常不合,但言说却是调节和安置秩序的基本方式。老子基本上不相信语言,认为语言只能堵塞人的智慧,…     

希伯来先知的伦理观与言说方式

“神说”、“子曰”、“什么是……”分别代表着古代希伯来、中国、希腊文化中的形式化了的三种不同言说方式.无论是中国古代孔子的言说特征,还是希腊苏格拉底的言说特征,似乎都缺乏“神说”这种希伯来先知与上帝直接对话、交流的文本层面.通过论证强调了古代希伯来先知这种独特的“神言”的言说特征,指出其与中国古代孔子言说特征的不同,以及带给我们今天思考和反观汉民族古代伦理思想体系的启迪.并指出当代学者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更侧重于希腊文明,而对希伯来文明较少着墨这一不平衡现状.     

隐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文人的言说方式

先秦的诸子文人在思考言意关系时为我们如何言说点亮了一盏光彩夺目的明灯--隐喻,照亮了后人的言说之路.这种言说方式具体到操作上,就分化为"赋诗言志"、 比兴手法、寓言和立象的方式,先秦诸子文人在言说方式上的选择使隐喻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成为当时人们主要的言说方式.而从那时起隐喻也成为中国文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具有强大的力量.     

语言的痛苦:文学言说的双重困境

言说体验之境并显示其中蕴涵的人生意义,既是文学言说的追求所在,也是文学言说的困境所在。不过言意矛盾并非仅仅体现为欲说之“意”难以转化为传达之“言”,其间的矛盾至少包括三种形态:“意”的丰饶与“言”的贫乏;语言本身固有的含义遮蔽了意义的表达;以及先于个体存在的语言对思维的限制。因此,言意矛盾实际上存在于两个过程之中:“意”向“言”的转化和“言”对“思”的禁锢,后者乃是更深刻也更根本的言意矛盾。     

老子对“道”的虚拟化命名与象征言说——兼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的诠释集中体现在对"道"的虚拟化命名和象征言说的特征之中,"道"只是"天地之始"的一个虚拟化命名,其本身并没有实体意义.老子对"道"的把握,是通过"不可言说的言说",在具象性象征言说中,使得本原呈现.老子的这种表达和言说方式正好代表了中国哲学独有的方法论意义,即在形式上是以语言(经籍)为主,但在实质上却借助语言(经籍),通过象征言说,最终达到对本原的体认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