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内在张力

以赛亚·伯林从批判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出发,系统地阐述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并将其自由理论建立于这一理论基础上。但伯林未能从根本上整合两者的关系,从而使得伯林的自由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内在张力。正视、澄清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我们准确地领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及其思想。     

以赛亚·伯林客观价值多元主义探微

由于伯林的自由主义理念和价值多元主义思想之间张力的存在,对伯林的多元化价值理念的厘定就势在必行。面对道德主观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对伯林客观价值多元主义的质疑,通过对其客观价值多元主义的呈现与证成,从而揭示伯林客观性价值多元主义的本质。     

对多元主义能否证成消极自由的分析

以赛亚·伯林倡导从多元主义中证成消极自由，但是多元主义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确。通过对多元主义真假两种情况的假设，我们否定了多元主义能证成消极自由的可能性。     

价值选择与自由的面向——论以赛亚·伯林建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自由之重构

以赛亚·伯林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期望我们关注价值内在的多元性,但是价值多元主义并不能够赋予自由主义以"优先性";伯林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于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坚信价值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自由的另一面向即"消极自由"成为必需.消极自由不仅是人类尊严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伯林由此把自由的问题转换为权利问题,意旨在于确保选择领域的方式是建立和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基础上.自由的消极面向强调自由不仅是"自主"而且更是"宽容"和"权利"的代名词.由此,通过价值多元主义拓展的宽容和权利的美德,确立了让自由的面向支持价值选择的自由重构之路径.     

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如何挽救"他者事业"--福柯和伯林非理性哲学批判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米歇尔·福柯和以赛亚·伯林处理癫狂、非理性、理性、消极自由、权力、强制等相似难题中表现的各自特点,说明当代思想家在反省自近代启蒙以来人类"他者事业"面临的艰难困境,进而讨论罗蒂、德里达、罗尔斯、德沃金等人在解答福柯-伯林难题时提供的不同解决方案,探讨在挽救"非理性"事业中采取与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性事业"相协调的温和而宽容的策略的可能性.     

正义原则和不得待价而沽的良知——写在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新版中文版出版之际

以赛亚·伯林提出了价值多样性与价值冲突理论,认为人类无法解决价值冲突而达到和谐共存,许多哲学家、政治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伯林难题作出了回应.桑德尔把伯林问题还原为有价值事物是否都可以用金钱来换算的问题或者市场是否能够解决价值冲突问题.罗尔斯给出的答案是,有些权利应当以正义制度形式给予充分保护;诺奇克则说,有些权利应当远离制度和强权干扰,无论那种干扰是多么出于公意或正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由现代化带来的系统问题,总结价值多元论难题及其解决办法,将给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虚幻的影像——伯林自由理论析论

艾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并一再被人征引。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持有的一元论域境中突破出来,并对二者由此引伸出来的对“积极自由”的热情、执着追求可能或已经在实践带来的危险做出了学理的解析,进而积极赞扬一种不同于“积极自由”的、多元价值域境下的“消极自由”。但在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推崇,并没有向人们表明自由--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可以达到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体系设计可以实现。“消极自由”对于“积极自由”的设限本身也就成为一种虚幻的影像,伯林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还不是解决了问题。     

调适与冲突——析杜亚泉与伯林两种多元论思想之差异

杜亚泉的多元论思想融合了英伦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要素与中国儒家“中庸之道”,主张调适的社会文化变革模式。伯林的多元论是其“反基础主义的自由主义”之基础,与杜氏多元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不赞同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价值体系等),但二者也存在根本的差异。伯林不可通约之价值多元论,强调价值的多样性甚至冲突性;杜氏之多元则是一种和谐的多元,是一种最终能融合为“多元一体”的调适论。中西文化之不同根基,尤其是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不仅使上述两种多元论走向相反的方向,并且也能从中搜寻出存在此种差异的必然性。     

共同语境下的自由——密尔和伯林自由观探微

密尔与伯林这两个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建构各自的自由主义体系中,都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怀疑和反对,其思想都有意无意的契合了自由主义宽容和多元主义的思想。两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自由的诠释却共享着共同的语境。     

约翰·格雷的多元价值观念及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约翰·格雷为"旨在忠于伦理生活的价值多元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多元价值观念,其宗旨是忠于伦理生活,特性是不可通约性,指向是权宜之计。他试图通过"权宜之计"协调不可通约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以实现其共存。这种多元价值观念,不仅为政治体制的建设提供了建设性的探询,而且对我国道德教育摆脱其在多元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及其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反映。罗尔斯所致力于达成的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合于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政治正义原则,寻求在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条件下建立最起码的社会政治正义秩序。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对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政思想的价值范畴、寻找中国宪政建设的现实基础,提供了真理式的理论支撑。     

宽容、尊重与多元主义——评罗尔斯《万民法》中的宽容观

宽容观是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罗尔斯认为自由人民应该宽容正派的等级制人民。实际上,罗尔斯的宽容观难以获得证成：一方面,他在论及自由人民为何要宽容正派的等级制人民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类比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另一方面,他在回应类比论证缺乏可行性这一指责的过程中主要诉诸循环论证,这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自由人民要真正与正派的等级制人民实现和平共处,那么自由人民仅仅宽容正派的等级制人民是不够的,还应当在真正尊重正派的等级制人民的基础之上,对其所持有的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态度。     

生态、价值多元与民主

作为时代主题之一的生态问题,面临价值多元化的局面,多样化的生态价值观念带有各自的生态立场与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可通约性和不可兼容性。面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多元性,自由民主制度的偏好聚合模式存在缺陷,需要寻求另一种以偏好转换为核心的公共协商形式,协商民主在理论讨论和制度设计上有利于保护多元性的价值观念和提升生态敏感性。生态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在宪法权利和公民社会两个领域对民主的绿化,将有效地提升民主制度对合理生态价值观念的关注度,并为与环境决策相关的公共协商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从而对环境的改善和民主质量的提升产生双赢的效果。     

自由主义的内在危机与哈耶克

伯林提出了自由主义一元与多元化的价值悖论。伯林与拉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或坚持多元论立场而取消一元论,或坚持一元论的同时充分应对多元论问题,但都无法完全避免价值论的紧张难题。哈耶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否定性的价值观,可以与多元论和谐共存。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危机不是自由主义内在的一元价值与多元论的危机,而是伪自由主义对真自由主义的挑战的危机。      

以“商谈伦理”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研究对象

当代哲学大师哈贝马斯提出以“商谈伦理”实现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罗尔斯则认为公平正义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倘若抛却两位大师的理论纷争,以一种融合的视阈来重新审视商谈伦理和公平的正义,重构多元社会的政治认同——商谈伦理为公平的正义奠定并给与了持续的合法性,而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则为商谈伦理设置了效力边界,注入实质的价值内核,为防止多数的暴政限定高压线,二者便形成了一种理论的耦合,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了规范的依据,并能有效地回应中国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困境。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     

罗尔斯国际政治思想初探

罗尔斯认为国家具有道德特性,并将国家分为五种类型。前两种(自由人民、合宜人民,统称为良序人民)是人民社会的成员,后三种(法外国家、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和仁慈的专制主义社会)不是人民社会的成员。在此基础上,罗尔斯认为自由国家有对非自由国家进行战争的权力,保护人权可以成为战争的理由,战争中应遵守战争的规范,即区别对待原则和比例原则。罗尔斯主张国家间合作,但反对建立世界国家;主张国际援助,但援助不是注入资金,而是改善被援助国家的制度环境;主张国内正义原则,但反对国际分配正义。     

亚当.斯密和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

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