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政治改革思想

丁文江(1887～1936)是一位地质学家、科学家,他曾作为科学的代言人与他的朋友哲学家张君劢开展过一场著名的“玄学与科学”的论争。丁文江1902年赴日,1904年留英,葛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1911年回国后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首位地质科长,创办第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改称地质研究所),担任地质调查所第一任所长,还是北京大学最初聘请的15位研究教授中的第一人,去世前的最后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又喜欢谈论政治、干预国事,还曾经短时间从商、从政,是一位充满活力的新式知识分子。丁文江虽然没有发表过…     

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读叶圣陶早期短篇小说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其主要贡献在短篇小说方面。他从文学要“为人生”的观点出发,自1919年开始创作白话小说起,到1928年的10年间,他发表的短篇小说约70篇,先后编为5个集子出版。这就是《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城中》(1926)、《未厌集》(1928)。在《叶圣陶选集·自序》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     

客观实在是本征态吗?——评金观涛论“客观性”

金观涛在他一系列反对唯物论的理论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观点:即客观实在是本征态。这是他通过对科学一连串分析后“发现”的。他写道:不同学科“得到的结果居然殊途同归,不同性质和方向的探讨竟然奇妙地汇合在同一集点之上;客观实在是本征态!”(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108页,下引该书者,只注页数)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普遍成立”(112页)的命题。他又解释说:“……有关本征态等价于客观实在准确的含义是:有确定性质或规定性的事物是本征态!或者说,如果把客观实在的本体看作所有确定规定性的总和,那么每一确定的质的规定性都是本征态。”(96页注)这就是说:事物质的规定性是本征态。(下面以命题1、命题2代表它们)。     

冯玉祥任职常德镇守使辨正

冯玉祥1918年6月攻占常德,之后驻守湘西。1920年6月4日,任湘西总指挥,7月从湘西撤防。关于任湘西总指挥之前在湘西的职务,冯玉祥在《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提及,为常德镇守使,“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须负相当的责任”。冯理达在《我的父亲冯玉祥将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写道:“不久,我父亲被任命为湘西常德镇守使。”《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也说他在这时期的职务为常德镇守使。然而,根据笔者的考证,冯玉祥在此时期的职务应为湘西镇守使。一、当时官方的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胡了”——谈《野草》的象征表现手法

<正> 关于《野草》的表现手法,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写道:“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胡了。”(《二心集》) “难于直说”的原因,研究者普遍归结于环境险恶。这是对的,但不全面。因为还有一些属于作者主观上的原因: 一,作者思想深处的激烈的矛盾。他说过:“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两地书·二四》)。自己不甚了然的意见,当然“难于直说”了。二,作者对作品的社会效果的顾及。鲁迅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伟大作家。他     

评价桑弘羊必须一分为二

对桑弘羊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我们既不能因为他在历史上曾经被严重歪曲而拼命给他的脸上贴金;也不能由于“四人帮”曾对他大肆吹捧而对他进行有意贬低,应该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还他以历史真面目。桑弘羊从公元前一二○年起即以“言利”而与当时分管盐铁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孔仅齐名,并得到汉武帝的宠幸。以后他担任过大农丞、搜粟都尉,并代管大农令事务、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积极参与了汉武帝时代经济政策的具体策划。许多重要的经济措     

墨子的思想与墨者集团

(一)墨子的身世关于墨子的国别和年代全曾经有过爭論,他的原籍是宋国人,后来長时期住在魯国。宋国有墨台氏,通志氏族略引文和姓纂曾经说: 墨氏……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这一种说法很有道理,一直到南北朝时还有姓墨台者。史記殷本纪记載殷后有目夷氏,广韵“夷”字     

马克思著作中一个词语的翻译问题

<正>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的第一段中,在谈到黑格尔的学说时用了“the law of thecontact of extremes”一语(原文是英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把它译成“对立统一规律”。笔者认为这一重要所在的译法欠妥。因为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论述过矛盾双方统一和斗争的规律,但在表述上并未把它概括为“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这一规律称为“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列宁把这一规律看作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在自己的探索中得到了更科学、更明了的称谓——“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不过,在用“同一”还是“统一”的问题上,列宁还是不那么肯定。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他带着疑问的口气写道:“对立面的同一(它     

一位被湮没的英杰——记八一起义南昌卫戍司令兼政委彭干臣

彭干臣是我党我军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和军事领导人,1921年4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军事斗争和统战工作等方面均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在南昌起义中曾担任卫戍司令兼政委、公安局局长要职,并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但是在《南昌起义》影片中,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却没有他。南昌起义时任特务连副连长的唐天际同志在《星火燎原》第一集中写道:“8月6日,最后一批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卫戌司令彭干臣同志要我留下,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武装联系,同时交给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他们就走了。”(1959年版,第87页)仅此一句话,在其它版本(甚至1977年后的)中都被删去。我们认为烈士的英名应载入史册。     

蒋光慈生平考略

蒋光慈与鲁迅的一段史实 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写道: “现在使我记起了蒋光慈先生。” “事情是早已过去,恐怕有四五年了,当蒋光慈先生组织太阳社,和创造社联盟,率领‘小将’来围剿我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说,鲁迅向     

德谟克利特和伊璧鸠鲁的原子论不应混同

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人民出版社1978年修订版)在绪言部分中论及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时,写道:“希腊古代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他认为,万物都是由微小不可分的原子构成的,不同形状和不同重量的原子构成不同的事物”(见该书第9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这段论述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伊璧鸠鲁的原子论简单地混同起来了。实际上,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只有大小和形状的差别。至于原子在重量上的差别,是伊璧鸠鲁才开始提出的。艾修斯曾经非常明确地区分了这一点,他写道:“德谟克利特说[原子]有两种[属性]:大小和形状;而伊璧鸠鲁则加了第三种:重量。因为他说,物体在重量的作用下运动,这是一种必然性。”众所周知,马克思也非常详尽地考察了德谟克     

批判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一)引言华岗这个“学者”是冒牌的,最近国内报刊已有人开始对他进行揭露了。华岗在山东大学这几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把自己装扮成个“学者”,尤其自命为是个近代史的“学者”。他所以这样,是由於他印行过三两本近代史方面的著作的缘故,而其中成为华岗最大资本的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下简称“华书”)这本书了。华岗这本书,我们应该承认它对读者的影响是不小的;因为从其印刷     

打败昨天的自己

他出生于法国的鲁昂市,自幼便表现出独具一格的政治天赋,他在校时曾参加过无数次演讲,教过他的老师都说他天生一副好口才,加上聪明机灵,他始终担任班长职务。中学时,他已经是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了,学校里组织的所有比赛,他都会欣然前往,全力以赴。     

毛泽东同志一生担任过哪些职务

<正> 毛泽东(1893.12.26——1976.9.9)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现将他一生中所担任过的职务简要介绍如下: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了革命活动,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和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被选为干事。     

赵绍祖与《安徽金石略》

《安徽金石略》的作者赵绍祖是安徽泾县人。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卒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一生“专力于经史百家,下至碑版书画之属,罔不钩考决择”①。赵绍祖一生清贫,没有担任过显赫的官职,曾经在滁州和广德州当训导,但都只干了几个月,就因为不忍放弃学问而辞官。七十岁那年,他被举为孝廉方正。在当时的安徽布     

批判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增订本

引言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在他的大量剽窃而成的所谓“著作”中,是出版较早的一本,曾於一九四○年以“青年自学业书”的名义出版过一次,当时就曾欺骗守广大的进步青年。后来又在一九四六年一度“修订”(实质是继续剽窃)再版。解放后,华岗针对全国幹部以及青年学生学习社会发展史的需要,就又再一次投机取巧地进行了所谓“增订”(实质是更无耻地扩大了抄袭的范围,与进一步地歪曲了革命的理论)。由於这书的连续再版,发行册数竞达六,七万册之多,因此,这书的流毒之深与影响之广,我们是不应该对它作过低的估计的。尤其使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华岗这本书的所谓“增订本”就是在他到青岛后,为我们山东大学担任政治大课时所用的稿本。因此,就我们来说,我们更有必要对这本壤书进行徹底的批判。     

鲁迅是怎样看待托洛斯基的?

最近读了几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其中谈到鲁迅的文艺思想曾经受过托洛斯基的影响。但是,因为托洛斯基的名声很臭,有些同志曾有意无意的迴避这一史实,或在资料上略而不谈。例如唐弢同志在《<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编校后记》里写道:“……找到而未收入的,有《亚历山大·勃洛克》译文一篇,因为后者是托罗兹基的原著。”(《回忆·书简·散记》第99页)我以为,既要求“全”,则虽为托洛斯基的原著,而为鲁迅所译的,倒也不必为贤者讳。因为事实毕竟是事实。1926年7月,鲁迅在《<十二个>后记》里,曾经这样评介道: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罗兹基是一个喑鸣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个深通文艺的批评者。他在俄国,所得的俸钱,还是稿     

怎样理解国家资本主义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

列宁曾经说过,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是3/4的社会主义了”。不少理论工作者常常引用列宁的这句话来论证我国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薛暮桥同志等所著《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在论述没有实行定息的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在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作用时写道:“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入了企业的內部,在企业內部占了领导地位,这     

李大钊对党建理论的建树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一条具有根本意义的经验是:党的建设是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党的盛衰成败;另一方面,党的成熟与巩固则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虽然没有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过主要职务,但在他牺牲前的6年内,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同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他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     

公有制的变异与复归——兼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抉择》

(一) 徐青民同志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抉择》(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一文中写道:“中国十年改革之所以步履艰难,种种战略构想和目标模式之所以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关键在于未能突破‘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这一传统理论框架”。因此,他主张“必须在所有制改革上有一番振奋人心的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