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首要标准”语境下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与改造——以前科消灭制度与刑罚执行系统的理性融合为例

2008年出台的"首要标准"是对罪犯实施刑罚与改造的新标准。前科消灭制度作为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重要配套制度,对有效降低未成年犯的重新犯罪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前科消灭制度仍处于试行阶段,尚未与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很好地衔接起来。为践行"首要标准",实现前科消灭制度与刑罚执行系统的理性融合,应在相关立法中体现二者的融合;建立科学、合理的犯罪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和重新犯罪评估体系;建立犯罪前科档案封存制度。     

对我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的思考

非刑罚化运动是与非犯罪化并驾齐驱的当代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之一,是刑法谦抑思想指导下,要求严格收缩法定刑罚圈,广泛适用刑罚的替代措施。在非刑罚化运动的影响下,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非刑罚化已成为主流。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顺应这一潮流,进行了与我国有关的方针和政策相吻合的一系列如社会服务令、监管令等突破传统司法模式的制度探索。目前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建立符合“双向保护”原则指导下的保护观察制度,并坚持制度尝试,完善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推行制度。     

监狱刑罚执行的法治化因素分析

监狱是国家最重要的刑罚执行机关。建立现代监狱制度,必须变革传统监狱价值理念,从而与现代法治思想相适应、相协调,反映社会文明和人类进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法治理念的启蒙,中国监狱制度再度创造新的辉煌,首当其冲的是建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监狱行刑价值理念,监狱制度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监狱制度应更具理性,笔者试图从法治理念及法学范畴分析监狱刑罚执行的法治化。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

我国古代刑罚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之后随着国家产生和法律制度的确立,刑罚制度也经历了从奴隶制五刑到封建制五刑的转变.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虽然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实行的仍然是以封建社会的五刑为主的刑罚,直至1911年清政府颁布《大清新刑律》才以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刑罚体系替代了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性质刑罚体系.     

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与恢复性司法

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争端解决机制,恢复性司法必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刑事诉讼制度产生冲突.正在演进中的国家追诉理念与制度,应该改变先前垄断刑罚权的局面,适时作出修正,以应对恢复性司法的到来.如何构建恢复性司法模式,"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制度是其理性的选择.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论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

死缓制度是基于功利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死刑的转处制度,即：附条件的以其他刑罚代替原判刑罚的制度。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量变质变规律、德治刑法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死缓的适用范围,就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阻却条件,因此应在立法中为其规定一个指导模式。     

死或者不死——对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法经济学思考

对于死刑这一刑罚制度,特别是经济性犯罪适用死刑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和理论界争议的热点,许多学者纷纷要求遵循世界趋势废除死刑制度,特别是废除经济性犯罪的死刑制度。从法经济学视角,分别结合贝克尔、波斯纳等学者的理论观点,运用理性人假设、刑罚边际威慑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得出对于经济性犯罪适用死刑是缺乏效率的,而适用罚金刑更加合理的结论。     

论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构建

保安处分制度是近代刑法改革的产物,是对传统刑罚制度的一大革新.作为刑罚制度的一个补充,保安处分与刑罚制度密切配合,为预防犯罪、保卫社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规定了保安处分制度.我国法律对此含混不清,很有必要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刑罚后遗效果研究

随着公平、正义、人权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刑罚的合理化、宽缓化和刑罚的人道主义已为社会所认同,刑罚后遗效果消灭制度正体现着这一精神,其实质是刑罚消灭制度的一部分.文章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依据,主要论述了刑罚后遗效果的概念、种类、社会价值及其消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