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加大。新型城镇化作为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在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对人口红利消失和新型城镇化现实考察及内在关联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给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从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优先设计、全民参与五个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南通市人口结构演变与产业转型研究

正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持续进行,尤其是人口再生产过程受到外在因素的强力干预下,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是"人口红利"与老龄化的问题。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老龄化的问题     

2011—2050年云南省人口红利预测分析

以云南省"六普"数据为基础,运用CPPS方法对云南省2011—2050年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云南人口红利的特点主要是:开启时间晚,闭合时间早;红利期短,约36年,其中真正人口红利期为21年。据此探讨了人口红利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延长和拓宽人口红利的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劳动者利益与我国经济转型——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的时滞,在量上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之间存在静态矛盾。在动态分析中,"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动者利益。"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增长要求向"创新红利"时期的转变,但同时也要兼顾劳动者利益。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向"创新红利"与"分享红利"交融时期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需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变化及其新红利空间的创造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制度转轨红利、人口红利和外资外贸红利等传统红利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缩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要素价格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机制.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出现失衡.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的背景下,必须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陕西“人口红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人口红利"的发展和吸收与当地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通过对陕西省人口红利现状、特点及不足的分析,指出开发陕西"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希望借助"人口红利"的影响,能够推动陕西的经济迅猛发展,帮助陕西实现"三强"目标。     

"人口红利"期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探讨

中国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人口红利”将逐渐演变为人口负债。通过对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进行分析比较,认为建立以完全积累制为主体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将更有助于充分挖掘和延长“人口红利”。     

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

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内在的协同联系效应。论文基于1990-2010年的甘肃发展数据,建立了甘肃省GDP、人口红利和劳动参与率协整分析模型。研究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助推甘肃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人口红利对甘肃经济规模扩大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6.88%,人口红利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3.48%。甘肃作为西部省份,用好用活人口红利、提升劳动参与率是实现区域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长期机制的构建

依据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传统红利逐渐消退的事实背景,以新红利空间创造为目标,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面临的供给约束和长期约束,按照供给管理的客观要求,从供给结构优化机制、创新驱动机制、要素供给配置机制、制度供给机制、供给主体结构优化机制五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的长期机制。     

人口红利趋缓背景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以福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人口红利,福建省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效应能否充分发挥,关系到福建省是否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福建省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从人力资本的积累、产业结构的转型、劳动力的流通、就业机会的创造等方面着手,促进福建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长期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和外资与外贸红利逐渐消退。各项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日益凸显。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在转变着眼点上要实现从短期向长期的转变,在转变突破口上要从传统红利空间向新红利空间的转变,在转变重点上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在转变目标上要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以推动新的红利空间的形成。     

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推导,建立人均收入、人均物质资本和总抚养比三者的计量模型,利用1987—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理论对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研究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长期,总抚养比对人均收入具有负向影响,人均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总抚养比变化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比物质资本投入大;在短期,抚养比变化并未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江苏省"五普"数据以及历年统计年鉴的数据,考察了江苏省人口转变的过程及人口红利水平.借助2001-2005年江苏省各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均GDP增长率为因变量,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从业人口比例等指标为自变量, 分析了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相对于资本的作用而言,其影响较弱.     

中国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特色与应对策略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通过与其他国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进行比较,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特色,并提出了开发人口红利与应对人口负债的策略,应在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强培训、调整教育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退休制度等方面做好工作。     

中国应着力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已趋于终结,一次人口红利正逐步衰减,将来要想为经济高增长提供人的支撑,就必须转向二次人口红利开发,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借鉴美欧日韩等国家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经验,我们发现,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是：延长义务教育,强化职业教育,矫正高等教育,优化在职培训,加强健康保护,打破劳动力流动障碍。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