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契丹人赐姓略议

金代契丹人享有赐姓之宠是随着金朝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绝大多数契丹人在金代前期还是延续辽朝耶律和萧两大姓氏,但是世宗即位后不久,契丹人就开始出现了移剌、石抹的姓氏,而耶律姓和萧姓的契丹人渐渐不见记载。     

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

<正> 契丹是晚唐时期兴起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占据了北方大片土地,绵延逾二百余年,中间经历了五代:梁、唐、晋、汉、周,一直到南宋末期,受到金人的压迫才式微下来。他是少数民族自立政权比较强大而且历史比较绵长的一个。契丹建国,一般统称之为“辽”,实际历史并不是这样,中间曾有几度变动,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契丹遂成为国号。及太宗耶律德光灭晋,改契丹称大辽。后来圣宗耶律隆绪     

清太祖——努尔哈赤

他于1616年称帝，国号“大金”，史称后金，也就是清朝的前身。《清史稿·太祖本纪》记载，太祖天赐智勇，神武绝伦，蒙难坚贞，韬光养晦，用兵三十余年，屡建战功，萨尔浒一役，奠定伟业，迁都沈阳，深谋远虑。他的丰功伟绩，可以与远古时代的黄帝等人相媲美。     

文学的疆域——陈平原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其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以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从现代到晚清,从文学史到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其治学思路和方法不仅具有启发性,同时也反映了学术界的发展进程。追踪陈平原的学术道路可以发现,他的“越界”始终立足于“文学”这一基点,借助于文学的叙述、想象与表达来“触摸历史”。因此,与其说他是在跨越学科边界,不如说他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开拓“文学”的疆域。     

《契丹国志》一则史料刍议——兼论契丹之旗鼓

《契丹国志》之《太祖大圣皇帝》记载了契丹开国史事,但部分内容语焉不详,如"求如约"、"传旗鼓"之语,颇令人费解。因其材料源自《资治通鉴》,检该书原文并结合其他史料,考知"求如约"即契丹部落的"三年受代"之约,"传旗鼓"系契丹大贺氏时期遗传的旧制,为可汗权力的象征。至辽中后期,旗鼓地位已被神纛取代,渐而演变为辽朝安抚边境诸部的手段,且有着分外明显的军事意义。     

辽朝科举考试中的府试

辽朝科举考试程序的"三试说"与"四试说"的分歧焦点就在于"府试"的存否。根据科举考试程序的发展演变所透出的府试内涵与府试应试对象为贡生的实态、辽朝科举史料和碑刻资料的相关记载,以及宋元史家对辽朝科举考试程序记述的综合分析,有充分的理由确认"府试"的存在,进而确认辽朝科举考试程序由乡试、府试、省试、殿试四级构成。     

辽太祖攻灭渤海时程考

关于辽太祖出师渤海,拔其扶余城,并大元帅尧骨(耶律德光)夜围忽汗城之事,旧说认为:两地辽军行程七日①。本文欲就相关的时程关系,即辽太祖自皇都出师至扶余府,及再由扶余城至忽汗城的两次东进时程,做一对比研究,试图对问题做进一步探讨。《辽史·太祖纪》云:天赞四年十二月乙亥,太祖诏讨渤海,“举兵亲征”,又十七天后,“闰月壬辰(农历闰十二月初四),祠木叶山;壬寅(十四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己酉(廿一日),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廿九日),次商岭,夜围扶余府。”②按辽时凡举兵,则告木叶山神③。辽帝亲征,“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乃阅兵”,及至出师时,以死囚缚柱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猬,谓之‘射鬼箭’。”④由此可见,太祖壬寅(十四日)阅兵,己酉(廿一日)射鬼箭,乃其出师之日。自此辽军又九日行程千余     

谦虚是一种奢侈品

据说古代的皇帝们继位，常常要“三推让”一番，甚至篡位的皇帝也是如此。比如，明成祖朱棣。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终于干掉了侄儿，谋到了梦寐已久的皇位。然而滑稽的是他并没有一屁股坐到龙椅上，反而在一帮臣子劝他称帝时磨磨叽叽，一会儿说自己才疏学浅、一会儿说自己无德无能，推磨子一般来回推让了三次，最后才“勉为其难”，“被逼”坐上了皇位……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司马迁就具有这一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民族大一统思想、疆域大一统思想和政治大一统思想等，这一思想在史学上表现为“通史意识”。     

耶律德光与母后斗智进占燕云十六州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故去,耶律德光继承皇位,但是辽国军政大权却仍然由思想保守、性情残忍的萧平太后操持,耶律德光便在与母后斗智中,统兵入关攻伐中原区的后唐李氏政权.同时,在支援后唐叛将石敬瑭的战争得胜后,拥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获得农耕业发达的燕云十六州领地,又在新领地上创行了南面官制,耶律德光终于奠定了契丹王朝的盛世基业,从此一跃而为统治北中国雄强的大辽帝国.     

论辽朝“因俗而治”统治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

所谓“因俗而治”,在《辽史》中原本是概括辽朝统治机构中官分南北、蕃汉分治特点而言的,即“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综观辽朝的统治政策便不难发现,“因俗而治”不仅表现在职官制度中,还表现在辽朝统治政策的许多方面。“因俗而治”政策的形成,是辽朝统治者出于加强统治的政治需要,根据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情况,不断调整统治政策的结果,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深入考察和研究“因俗而治”形成的历史条件,将有助于我们对辽朝实行这一政策客观必然性和这一政策在辽朝统治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     

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

按礼制,"太祖"是追封王朝"始封之君"的庙号,与其他庙号相比享有独尊地位.刘宋孝武帝改崇其父文帝"太祖"庙号的行为既不符合武帝与文帝的客观地位和历史功绩,也违背了礼制.孝武帝此举正体现了他的正统焦虑心态,这种心态与他夺取皇位的过程直接相关.即位之后,为消除正统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孝武帝以改崇文帝庙号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极力标榜孝道来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尊孔崇儒华夷同风——辽朝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特点

辽朝在建国初就开始推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为了顺利实施这一既定政策,辽朝统治者首先统一君臣的思想认识,其次是大力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和大量收求中原图书典籍,使尊崇孔子、提倡儒家文化成为辽朝社会生活的时尚.辽朝的"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一是儒学契丹化;二是儒、佛、道三教并兴,和谐发展.经过辽朝的努力,儒家文化在北方游牧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为"华夷同风"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地理学人白眉初对南海疆域的论述

民国地理学人白眉初的《民国地志总论·地文之部》《中华民国建设新图》等著述对南海疆域、地图的书写与绘制,将爱国主义和疆域建设思想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对国民政府南海疆域的治理产生一定影响。1936年,白眉初所绘制的《中华建设新图》第2图《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将南京国民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和管辖的地理范围线绘制出来,明确标绘曾母暗沙在中国疆域之内。另外,他还将许多前沿的海疆知识编写进地理教科书,在促进国人海洋意识的提高、启迪民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国地理学人白眉初对南海疆域的论述

民国地理学人白眉初的《民国地志总论·地文之部》《中华民国建设新图》等著述对南海疆域、地图的书写与绘制,将爱国主义和疆域建设思想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对国民政府南海疆域的治理产生一定影响。1936年,白眉初所绘制的《中华建设新图》第2图《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将南京国民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和管辖的地理范围线绘制出来,明确标绘曾母暗沙在中国疆域之内。另外,他还将许多前沿的海疆知识编写进地理教科书,在促进国人海洋意识的提高、启迪民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国地理学人白眉初对南海疆域的论述

民国地理学人白眉初的《民国地志总论·地文之部》《中华民国建设新图》等著述对南海疆域、地图的书写与绘制,将爱国主义和疆域建设思想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对国民政府南海疆域的治理产生一定影响。1936年,白眉初所绘制的《中华建设新图》第2图《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将南京国民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和管辖的地理范围线绘制出来,明确标绘曾母暗沙在中国疆域之内。另外,他还将许多前沿的海疆知识编写进地理教科书,在促进国人海洋意识的提高、启迪民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学性与舞台性的失衡──元杂剧衰微论之二

文学性与舞台性的失衡──元杂剧衰微论之二杜桂萍当公元１３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将首都迁至大都（今北京），他主要致力于疆域的扩大和土地的割划。对生成于辽金以来任情率性艺术土壤上的杂剧似乎并未特别在意，尽管他也制定了有关杂剧的种种法律，如“禁止民间子弟在城市坊...     

历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称呼之误厘正

昭穆制度习见于古代文献。若指墓葬，便如《周礼·春官·家人》所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指宗庙，便如《礼记·王制》所言：“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指祭扫，便如《礼记·祭统》所说：“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成在而不失其伦。”要之，所谓昭穆制度，系指古人祖先墓葬的次序、宗庙的顺序和祭祖中族人位置的排列均须分为“父昭子穆”两列，父子异辈异行，祖孙…     

辽朝职官管理法律制度探析

辽朝注重选拔人才,加强法制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职官管理法律制度,具体包括:职官选任的方式、任官的标准、官吏的考课与惩治方面的内容。辽朝的职官管理法律制度既有继承中原王朝推行的科举制度,又有保留契丹民族特点的世选制度。     

中国历史疆域的界定与文献学考古学的根据——以东北民族与疆域为例

疆域的界定应建立在文献学、考古学的证据的基础上 ,箕子朝鲜、高句丽、渤海的疆域的确定 ,首先是在对它们的民族渊源、民族归属以及政权性质与归属的综合判断基础上给予科学的论定。而文献学、考古学的综合分析归纳又是中国历史疆域理论原则产生的基础。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与中华文化观是中国历史疆域界定的三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