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评鬻熊为火师说》有感

沈长云同志作《评鬻熊为火师说》(《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驳拙文《<“鬻熊为文王之师”解)辨误》(《江汉论坛》1983年第9期)。欣读之余,发现沈文在鬻熊是否火师问题上所驳的,不是拙文实有的论据,而是沈文为拙文虚构的“论据”。     

应用哲学究竟是什么?

广州的《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报道了姜建强同志的应用哲学即“无哲学”的观点。我即撰写了《“应用哲学”即“无哲学”吗?》一文与其商榷,发表在该刊1990年第1期上。拙文发表后,该刊在1990年第4期刊发了吴忠同志《“应用哲学”是哲学吗?》与我商榷。这两篇文章均在1991午《哲学年鉴》列目。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3年我才有幸拜读此文。当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再谈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答姚伯茂同志

<正> 姚伯茂同志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发表《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一文,对我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提出了两条商榷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我想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姚伯茂同志和其他同志。姚伯茂同志的第一点意见是:拙文所说     

不要一稿多投

《学术研究》编辑部:贵刊1984年第6期上刊登的《开放金融市场诌议》一文系一稿多投。除贵刊外,我至少已在《财贸经济参考资料》1984年12期,《经济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财经科学》1985年第1期,《经济管理研究》1985年第1期,《上海金融研究》1984年12期,《新疆金融研究》     

再论物之作为价值主体

拙文《论物之作为价值主体》在《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发表之后,《学术论坛》先后发表了两篇意见不同的商榷文章,一篇是高兆明同志《物不能作为价值主体》(1989年第5期)的文章(以下简称(《高文》),一篇是黄海澄同志《论价值主体的本质规     

评价汉字编码不要有倾向性

1994年第3期《中文信息》刊登了岳庆顺的《不要以偏概全——与李民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岳文)。今借贵刊一角,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我在94年第1期《中文信息》发表的《“五笔字型”好还是音形码好》一文中谈到:“目前音形码的编码规则普遍采用汉字的声母和笔画、字根的读音声母来定义     

学习茅盾同志 正确研究鲁迅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同志给了最深刻最科学最全面最崇高的评价。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及其杂文的战斗意义和艺术价值,瞿秋白同志在中国第一个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折。然而,最早开始对鲁迅作品作了正确评价并阐明应当如何研究鲁迅的,则是我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同志。早在1921年,茅盾同志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就说:“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小说月报》12卷8期)1922年当《阿Q正传》刚刚发表四章,茅盾同志便立即指出,它“实是一部杰作”。(《小说月报》13卷2期《通讯栏》)1923年,他又写了《读<呐喊>》,对《呐喊》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作了全面的评价,最后写道:“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文学周报》91期)表示了对鲁迅崇高的故意。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鲁迅受“新月派”文人陈源之流的恶意歪曲,茅盾     

再论郑思肖《心史》绝非伪托——驳姜纬堂先生的“再辨”

1983年7月,《文史》杂志发表姜纬堂先生《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本人期期以为不然,便作《论郑恩肖<心史>绝非伪托》(以下称“拙文”),寄《文史》,遭拒;改投《学术月刊》,获刊于1985年10月号。1987年4月,《学术月刊》又发表姜氏《再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答陈福康同志》(以下简称《再辨》)。编辑欢迎我再写文章。我当然赞佩《学术月刊》的做法。只是当时除了因忙以外,探为《再辨》的文风、学风而惊异,乃至竟     

“壮西”、“壮欢”能不能比较?

黄英振同志的《“壮西》的艺术特点》一文(见《学术论坛》1982年第五期),是针对我的《壮族民歌种种》(见《民间文学》1980年9月号)而发的议论。他认为拙文对“壮西”与“壮欢”这两种壮族民歌的艺术风格所作的比较,“是非常片面的”。在这里,我有必要作如下说明: 其一,我的拙文,只是将各地区的壮族民歌,按其形式体裁,归类成“壮欢”、“壮西”、     

也谈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唯一条件

奚兆永同志在《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唯一条件》一文。我支持奚兆永同志的观点。但奚文并没有深入分析:一、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是怎样的?二、社会分工与私有制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三、社会分工为什么必然引起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拙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     

与《释“斡脱克”》一文商榷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2期发表了笔者拙文《起辇谷纵横探》之后,喀喇沁夫同志写了《释“斡脱克”》一文(见《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3期),文中就“大鄂托克”一地提出异议,并表示愿意和笔者讨论。笔者读后受益匪浅,同时有几点看法,提出来,与喀喇沁夫同志讨论。     

再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在《社会科学》1982年第八期上,我曾冒昧地同周抗同志讨论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在1983年第二期上拜读了周抗同志对拙文的答复,深受启发,很想再谈一些粗陋的看法,以得到更多的指教。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的历史和民主     

略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兼答金羽、刘炯忠同志

金羽、刘炯忠二同志(以下简称金羽二同志)在1979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究竟是几个?》一文,对我同年4月19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这篇拙文,提出了全面的不同意见。这对于我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益处的。为了相互促进,本文拟对我所赞同或坚持的观点再作进一步地阐发,并对金羽二同志的意见作些答复。     

作者来函

编辑同志:拙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载《江汉学报》1963年第10期)第14页加了编者按的两个脚注,请代为补正如下。(一)拙文原为:“马克思所说的‘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就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的根据是我弄错了,这个脚注应该改为:马克思说:“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见《马克思     

编读往来

广西田东县农小妹 贵刊一直对步入中年的我有很多的帮助,她已成了我深爱的朋友。尤其是“家庭药膳”,对需要温补的我更是有用。 贵刊2001年第8期的《首乌酒》和第9期的《人参枸杞酒》能否合而为一,这样也便于制作,既省事又     

是“现实”还是“幻影”?——答刘光裕同志

<正> 在本刊83年第二期上,笔者就刘光裕同志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等文(见《文史哲》82年第6期),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旨在通过争鸣,把问题引向深入。紧接着,在本刊第三期、第四期上,相继发表了刘光裕等同志的《“幻影”与现实》等文,都是批评拙文的。对于这些批评,笔者提出以下不同看法。     

关于《水浒》的通信

编辑同志:拜读贵刊1981年第1期上罗华森同志的《<水浒>写的是农民起义》一文。甚为高兴。因为只有开展不同观点之问的争鸣,才能使我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罗华森同志坚持《水浒》写的是农民起义的主要理由是:不能以领导人的出身来决定革命的性质,而要看到“作为起义主力军的几万没有出场的农民群众”。首先,我要声明,我们决非“唯出身论”者,我们认为《水浒》写的不是农民起义,主要的根据也不是由于领导人的出身。但是,反过来说,同样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基本队伍的出身,因为中国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任何一支较大的武     

当心实证主义陷阱——与曾永寿同志商讨

曾永寿同志在《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发表《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曾文”),与拙文《量子力学和哲学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讨意见。读过曾文之后,感到在关于“哲学实证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拙文在“哲学实证化是可能的吗?”这一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是很明确的,中心思想是     

又想起了“三次摇摆”

最近读了《人民日报》社论《回答一个问题——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深受教育、鼓舞和启迪,不由地使我又一次想起了效平同志的《“翻过筋斗”以后》(见《解放日报》1982年4月11日)。拙文《“三次摇摆”辨》(见本刊1982年第5期)意犹未足,似乎还得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