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

汉地传统伦理观念的延展是伴随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缺乏孝道观念而比之为禽兽,随着汉朝君臣秩序的巩固,汉人又因匈奴人采取敌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喻为禽兽,这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望。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对策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入君臣秩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利用匈奴内部君臣秩序的裂隙,将部分匈奴人纳入汉朝既有的君臣秩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这既是汉匈伦理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自身伦理废弛的忧虑。在汉匈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西汉朝廷最终从伦理角度肯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分融入了匈奴人的制度、思维中。     

古匈人进入欧洲:人类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民族的碰撞和交溶

公元91年,北单于因战败,率众“遁走于乌孙之地”.公元155年,鲜卑人领神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给予匈奴人最后一次沉重打击.匈奴人再次分裂,大约有20万“赢弱不能去者”潜藏在丛林河谷中,躲过危险后,于公元3世纪末,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匈奴国——悦般.但另一支“桀骜不驯”的匈奴人却退往西方,在伏尔加——顿河之间地区找到了安身之所.在那里他们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匈人(Huns).古匈人进入欧洲是世界人类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民族的碰撞和同化,对后世具有深刻的影响.匈人在东欧建立的国家长达90年,成为了欧洲民族大迁徙和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动力.     

西汉前期汉匈间和亲政治的衰落——对文帝十四年前后汉匈关系阶段性变化的分析

自汉高祖用娄敬之策与匈奴和亲至汉武帝时北伐匈奴,汉匈间保持了约六十年的相对和平,学者们向来将其作为一体进行研究。但若统计这一时期匈奴南侵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以文帝十四年为界,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小,次数少;第二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明显变大,次数增多,汉匈交恶时间明显增长,和亲政治衰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汉前期的和亲与后世不同,它建立的基础是匈奴单于的军事优势而非汉王朝的生产力优势,其本身不能起到缓和汉匈矛盾的作用。随着双方矛盾的逐渐加深,汉匈关系走向恶化,战乱频繁,此时的和亲仅成为汉王朝窘迫时暂时稳定匈奴的手段。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西汉与匈奴和亲的三个阶段

如何认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学术界看法不一。崔明德在《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刊子《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汉与匈奴的全部和亲,认为汉匈和亲应分三个阶段:(1)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出于主动,匈奴处于被动,而“白登之围”成了汉匈和亲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和亲是当时的必然趋势。(2)     

古匈奴人进入欧洲

湖南省社科情报所吴兴勇副研究员近日就古中国匈奴人西迁发表看法。 吴兴勇认为,匈奴人的西迁固然出自军事失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三世纪欧亚大草原上的大辛灾,造成它向森林地带迁徙,一部分匈奴人依傍河套地区的水草为生,成为南匈奴。另部北匈奴丧失了抵御外敌的实力,遭到东汉军队突袭,遁入新疆的河谷地区。154年,鲜卑人檀石槐兴起,匈奴人再度西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到达伏尔加东岸草原。后来与当地土著乌果尔人通婚,变成一个与其祖先迥然有异的新民族——匈人(Huns)。除了畜牧技艺和骑射技术外,亚洲匈奴的其他文化传统都在迁徙中异化了。匈奴人到达西方后,所以能生存,主要得赐于三世纪的大辛灾,使草原上的土著民族迁移留下大片空旷的荒漠。它     

从史料文献记载看白登之围与汉匈政策的转变

据史料文献记载,白登之围是汉匈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笔者通过查阅史料文献,在肯定白登之围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从双方力量对比及力量变化的角度,分析、论证白登之役发生的必然性,以对外关系为切入点,论述这一历史事件在汉朝的对匈政策和匈奴的对汉策略上的双面影响。     

扬雄对汉匈和好的贡献

汉代著名赋家扬雄,经历成、哀、平、莽四朝,一生贫穷不得志。但在做黄门郎时,却因上书哀帝,极力主张同意匈奴单于来朝,而受到了物质奖励。这也是他在和好汉匈关系方面的一个贡献,值得褒扬的。其事载《汉书·匈奴传》中。 公元前三年,即汉哀帝建平四年,乌珠留单于“上书愿朝五年”。当时哀帝被疾,有的人说匈奴从上游来会损抑人,在宣、元帝时,单于来朝,常常就有大的不幸发生。哀     

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

近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中西关系史、匈奴史、先秦史、艺术史和近代汉语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学术成就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某些专门介绍德国汉学的著述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关于他的情况往往只有数百字的概括性介绍,甚至有的仅在注释中提到,专文全面论述夏德的汉学成果迄今未见。夏德的汉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考证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秦即叙利亚,论证了西方的匈人与中国匈奴的同一关系,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高度评价清代的绘画艺术并推动了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研究和教学。     

也谈"击匈奴降者赏令"的颁布时间——与阎盛国先生商榷

敦煌酥油地简牍中有"击匈奴降者赏令".一般认为,"击匈奴降者赏令"产生于汉武帝时期.阎盛国对此说的驳斥存在着误读原始史料、片面剪裁他人论述、机锋错位等缺陷,所推导出的"击匈奴降者赏令"颁布于刘邦时期的结论难以成立.实际上,"击匈奴降者赏令"的施用对象主要是参与打击匈奴的汉人,而非匈奴投降人员."击匈奴降者赏令"是在匈奴降人大批出现,且汉朝对匈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形势下颁布的,时间不早于汉武帝元光年问.     

关于匈奴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的几个问题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在它的杰出首领冒顿单于(公元前209——174年)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匈奴征服了许多邻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隶政权。在匈奴奴隶制政权存在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地区不仅在行政、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与匈奴族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因而,在两汉时期汉匈间的全面斗争中,河西走廊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战场。鉴于此,我想对匈奴人在这个地区的历史活动,做一个初步探讨和研究。错误的地     

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

匈奴虽是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但自匈奴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其后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奴隶制国家,便有南北单于庭和龙城之设。确定单于庭和龙城的地理位置对于研究匈奴社会政治及汉匈战争至为重要,故中外学者曾作过许多研究。本文试就单于庭、龙城之今地提出一些新见,未知是否言之成理,望得到诸治匈奴史学者及历史地理专家的批评指正。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一) 公元四至五世纪时,世界政治局面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三世纪以来日益增强的席卷了亚洲中部和欧洲中南部的“民族大迁移”运动。从现象上看,这个运动的源泉来自居住于东西伯利亚和满洲的通古斯人(东胡人,Tungus)。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源出通古斯族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已开始南迁和西迁,一部分匈奴人(北匈奴)在公元前后已到达成海沿岸。从公元二世纪中叶起,另一支源出通古斯族的游牧民族鲜卑人在蒙古土地上兴起,它迫使一部分匈奴人加入自己的部落联盟,另一部分则继续向中亚和欧洲方面推进。匈奴人向欧洲的推进成了欧亚之间     

“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考释

《人文杂志》1983年第4期刊发的《记“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以下简称《印记》),提供了关于该印的有关具体资料,对于汉王室和匈奴的关系、匈奴的社会制度以及汉匈二族的交互影响和融合等问题的研究,是一重要的参考文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印记》文中引用陈直教授的遗书,认为“汉为归顺之意,匈奴为国名,为鞮为爵名,台耆为人名,且渠为官名”。作者据此进一步分析:“姑涂□当为爵名,犹汉语子爵也。而‘为鞮’已为侯爵、且渠官(中下级军官)。”这些见解似与历史实际不合,特作考释如下。     

新莽时期的汉匈之争

王莽废汉立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民族政策是其改制内容之一而在众民族当中,与匈奴的关系是莽之民族政策的一个重点。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是以战为主的,但由于新莽时期的作战条件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故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汉匈之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议匈奴人是蒙古人

没有考古发现匈奴人的头盖骨之前,以匈奴人的形貌特征,区别其族属是一个可行之方法。 从汉代霍去病墓旁立的匈奴奴隶主石像看,其形貌:面润多须、唇厚、鼻平、目小,共眼脸是三角形 这是匈奴西迁之前的形貌特征。 又据欧洲人的报导,西迁之匈奴人形貌:身材短小、圆脸扁鼻,胡须稀疏等,这是对匈奴人形貌的又一次描述。 又多桑《蒙古史》述鞑靼人容貌云:“眼褐色、斜向鼻、颊大额高、鼻平、唇厚而圆、颐下少须是其特征。”     

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汉代酒泉郡地处河西走廊的腹心地带,是多条交通道路的交汇地,对两汉时期的汉匈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汉初的匈奴威胁关中、掌控西域,到汉朝争夺西域、北伐匈奴,战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酒泉郡为中心的四条交通干线上.对这些道路的开发并充分挖掘它的军事价值,其利用频率之高则进一步彰显了酒泉郡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匈奴新统治阶层的形成——从诸王向中国式官僚的转变

匈奴新型的统治阶层逐渐形成的过程,就是匈奴权贵族由昔日的诸王转化为中国式官僚的过程,文章试图结合西方早期国家理论,探讨这一转变的实现过程,进而说明匈奴新的统治阶层是怎样形成的。     

阴山匈奴岩画动物纹与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的比较

内蒙古中南部巴彦淖尔盟和伊克昭盟等地,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先秦两汉时期,一直是匈奴人活动的地方,他们留示给后人的主要文化珍品,一是敲凿在阴山西段狼山地区的匈奴岩画,一是在伊克昭盟匈奴墓中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这两种历史遗物,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较全面地反映了匈奴人精湛的艺术创造和无穷的智慧构思。 两种遗物中的动物纹,是匈奴人社会经济生活、所处自然环境以及重构其意识形态的生动写照,在全部匈奴遗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把两种遗物的动物纹结合起来探讨对全面展开匈奴历史的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 在题材内容上,两种动物纹中,均属野牲和家畜,而以野牲占多数。这不仅是由于当时当地的野生动物的数量多于家畜,也不仅由于野生动物行动敏捷,形象美丽,更重要的是因为动物纹是狩猎业基础上产生的艺术,而不是畜牧业的产物。不论是动物岩画还是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形,以草食动物的鹿,肉食动物的虎、凌空飞翔的鸟为最常见。这大概由于这些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