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中国“和”哲学与持久和平——以对道家、儒家、墨家“和”哲学的分析为中心

从对中国道家、儒家和墨家的“和”哲学的分析和研究中我们发现,儒家和道家的“和”哲学强调“和谐”的同时,也重视“和”的“和平”内涵,或者说和谐与和平是“和”的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而墨家的“和”哲学,“和平”的内涵成为重中之重的同时也强调“和谐”,三家共同之处,就是“和谐”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持久和平。如何取得和平,道家以辩证思维主张大小国家互相“谦下”但大国应该率先垂范,同时,道家重视高级政治和低政治的平衡以建立和谐,儒家重视和平机制与信守条约,而墨家除了在理念上更注意“兼相爱”和“交相利”的结合之外,同时也特别重视实力后盾特别是强大的科学技术在阻止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并用实际行动劝阻侵略行为,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创造和平的篇章。     

古人论“廉”与“俭”

廉”与“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不论儒家、法家，还是道家，都把“廉”与“俭”作为治国及做人的美德。如何达到“廉”即“清廉”、“廉正”的境界？ 古人主张以俭养廉：“节欲”、“寡欲”，就是不贪食、不贪色、不贪玩。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君子不器”

在梳理对“君子不器”各家理解的基础上,认为孔子所言之“不器”并非要否定“专才”而主张成为一个“通才”,“器”与“不器”有境界上的本质差别。     

“明道”与“修德”并行——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价值

通过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两大主要流派儒家与道家学说的研习可见,“道”与“德”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核心概念,“明道”与“修德”贯穿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全过程。“明道”偏重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修德”偏重于对主观世界的完善,这种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有机融合的内在认知思维逻辑,又以“明道”与“修德”并重为社会实践的行为逻辑,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也是突出的优势。将“尊道”与“贵德”并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融汇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是道家言意观的基础。他以“道”不可说论为生发的基点,显示了语言不可能与世界亲密无间的倾向。老子认为,意可通于“道”,但言与“道”隔,不得已而用时只能“强为之名”。老子提出“行不言之教”并不是否定言之功用,而是要求运用合道之言,即“希言”、“贵言”和“言有宗”,其实质是“其中有信”。而对形式上的要求则是要运用“善言”,要“无瑕谪”,从而达至用言的最高境界。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先秦儒道审美思想初探

儒家的审美目标以伦理为本位,追求审美的社会功利目的,而道家则强调自然之道,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在审美的途径上,儒家重感性认知,强调“诗、书、礼、乐”等审美途径,而道家重心理过程,主张“道法自然”。对审美功能的认识方面,儒家认为审美是为实现伦理政治服务的,而道家则认为审美的功能在于创造性激发功能,即促使个体自行参悟自然之道。     

简论陈献章的“万化我出”说

陈献章提出的“万化我出”说，上承朱熹、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构成宋明理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他认为，心是与道相对而言的主体，心虽离不开身，但具有至上性、主动性。人借助于心与道相通。基此，他提出天人一气、天人一理、天人合德、天人同体等命题，阐发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他认为，天人合一的关键在于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陈献章的人学思想强调自我，强调在道的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任何人都有进入与道同体境界的机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市民倾向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