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选择的视角看,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作出的主体性选择。在历史、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跨国婚姻社会事实,是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从跨国婚姻的行为结果来看,跨国婚姻在社会控制与主体性选择的冲突中面临明显的制度困境。     

对中韩涉外婚姻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分析了中韩涉外婚姻现状，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婚姻当事人的自然条件不理想；涉外婚姻的经济动机；骗婚现象；再婚率高；涉外婚姻婚后生活不幸以离异而告终。其成因：偏差的婚姻观；中韩文化的心理冲突；涉外婚姻当事人之间了解少、感情基础差；涉外婚姻法律不健全，管理体制有漏洞。今后的对策：加强涉外婚姻当事人教育；加强婚姻管理机关的管理；健全涉外婚姻的法律、法规。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问题研究

［摘要］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接境地带为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边民通婚有数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没有产生问题。近年来，由于政策问题，多数邻国边民入境通婚者没有我国法律规定的合法手续，因此无法落户，从而产生大量问题，政府难以有效管理，边民跨境通婚家庭的生存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影响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云南边民通婚的历史演变、目前边民通婚的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分析，并对解决边民跨境通婚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国际私法中的跛脚婚姻

各国对涉外婚姻成立要件的不同识别、不同准据法及确定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的标准不同是产生跛脚婚姻的主要原因。针对不同成因的跛脚婚姻,应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     

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边民跨国婚姻的产生除了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与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特殊场域——跨疆界传统小社会及其内部孕育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国家为履行社会控制职能而制定的跨国婚姻相关法规,是从控制跨境人口流动和保护入境通婚人员权益的角度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跨国婚姻的有序管理,然而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跨国婚姻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社会控制职能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使得边民跨国婚姻面临一定的制度困境。     

关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政策

本文论述了近几年来云南边境贸易在边民互市、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方面迅速发展的现状，阐述了云南边贸得天独厚的区位、地缘、族缘。悠久历史等优势，指出并分析了制约云南边贸扩大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发展和扩大云南边境贸易、促进对外开放的相应对策。     

跨境婚姻行为的人口学分析

云南省边境一线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十多年来非常突出,重点边境乡镇跨境婚姻人数年增加幅度超过10%,最高的甚至达年均30%以上。跨境婚姻问题属于人口学的结构性研究范畴,也与社会经济、个人因素、文化和习俗、价值观等非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跨境婚姻行为并非由简单的个体因素引发,事实上是由很深刻的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所推动。从总人口性别比、农村人口性别比、适婚人口性别比以及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婚姻挤压的角度来分析边疆农村青年择偶的跨境选择,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跨境婚姻行为的合理性。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期待着国家层面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     

保山边民涉外婚姻与边境社会稳定

跨国婚姻,又名涉外婚姻,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且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保山4个边境乡镇居民与缅籍人员的跨国婚姻现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探讨和研究了跨国婚姻本身及其所引发的若干社会问题与影响,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略论民国时期四川社会婚姻礼俗的变化

本文着重论述了民国时期四川社会婚姻礼俗变化的六大现象和三大特点。六大现象是,新式婚礼地区扩大,青年男女婚姻自主观念增强,婚礼形式趋于简化、便捷,涉外婚姻开始出现,离婚已是平常事,婚姻禁忌有所松动;三大特点是,呈现出城乡不平衡局面,新旧中西同时并存的混合性特征,部分川民存在畸形的婚姻观。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一位外嫁女的故事

随着我国社会的日益开放，涉外婚姻已不再是一个时髦话题。一些人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生存环境，试图通过婚姻这座桥梁来实现自己的出国梦想。这其中虽然有不少成功美满的事例，但也有人草率地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外嫁上面，最终铸成了人生大错。发生在广西柳州市一名外嫁女身上的故事，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边民互市市场特点及管理

边民互市市场特点及管理沈道权我国现代边民互市是指边境地区边民在政府允许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数量范围内，根据自产、自销、自用的原则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①边民互市市场就是这种商品交换活动赖以进行的场所和由交换引发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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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4的涉外婚姻，最后面临解体，远渡重洋的中国妇女无法得到合理保障。为此，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委员在今年两会提交提案：加强对涉外婚姻的审核，保障中国妇女人身权利。提案上还有16位来自妇女界的全国政协委员签名附议，包括张海迪、敬一丹、罗天婵等16名委员联名建议，办理涉外婚姻登记时应增加审核条件：外国人应出具本人纳税证明书或资产证明书，证明其有正常生活收入。     

人类学视野中的"无国籍女人"——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特别是自1994年该村附近旅游开发以来,A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吸引了更多的越南妇女嫁入该村。然而,这种必将越来越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群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国籍、户籍,最后导致这群嫁入中国、在中国生活并生儿育女的越南妇女成为“无国籍女人”,最终导致她们产生了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使她们无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清前期西南少数民族越境务工述论

中国与越南交往的历史悠久,两国形成了诸多习惯条例。清朝入关至乾隆末年,在云南、广西等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作为朝贡体制下宗主国的清朝理论上对双方边民管理均拥有处置权,所以,清朝也是越南边民的"管理者",但清朝充分尊重越南地方政权意见,对入境的越南边民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并未严格执行相应管制。清朝对中越边民的跨境管政策核心是保障中越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体现了朝贡体制下"和平主义性质"。     

涉外婚姻登记相关问题研究

就涉外婚姻结婚登记而言,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域外结婚在国内的效力问题,二是涉外婚姻国内结婚登记问题。涉外婚姻离婚登记遵循"在哪儿结婚,在哪儿登记离婚"的原则,并鼓励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按照当地的法律及风俗习惯进行婚姻登记。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流变及其思考

中越边境山水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似,两国边民的跨国婚姻自古以来就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睦邻友好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这种以地缘、血缘、语缘、神缘、族源、业缘、产缘、趣缘、志缘等为基础的跨国婚姻日益增多。目前,中越跨国婚姻还存在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难、申请加入国籍难、加入户籍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我国的入境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利,也影响到当事人的家庭建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尤其要在法制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完善。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试论瑶族传统婚姻的本质--以云南瑶族为例

云南瑶族传统婚姻的缔结、婚礼以及婚姻伦理等方面均受到了其主要宗教信仰道教的严重影响 ,宗教因素是其传统婚姻中的核心因素     

云南“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疆文化软实力——以文化安全为视角

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而在文化安全的视角下,云南目前正面临着民族文化认同、宗教文化交流以及易受影响的边民政治认同等三大类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不但令云南成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边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展示平台",也是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后发优势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