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何以可能

《论语》中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重了悟的和合思想,有子与其师都没有论证礼与和是如何相契合的。王船山对有子"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之和合价值进行了正学与开新。礼与和的契合表现为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凸显了礼与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契合;以礼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凸显了礼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契合;将自然看成与人类社会平等的生命主体,礼待自然则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彰显了礼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契合。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的四个基本维度,是对孔子"礼之用和为贵"的返本与开新。     

“乐”(yue)“乐”(le)探源

"乐"脱胎于远古的巫术礼仪和图腾歌舞,从字源学考查,可以找到"乐"(yue)和"乐"(le)的密切关系.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原罪"意识相比较,乐(le)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表现,是人格的自觉和执著于现世人生的标志.它与西方人"两个世界"的宗教意识相异,却与宗教的功能--安顿人的精神--相同,这是中国"乐"的特色.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船山对《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阐释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乐论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通过乐与声、乐与礼、乐与教三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乐论思想。其中,"乐"与"声"以心为其本体,源于情动,声为乐象,以是否具有道德性作为乐与声的本质区别;"乐"与"礼"存在本质、社会功能等差异,有着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乐"陶冶性情之功及其道德特征,使"乐"与"教"紧密结合,教以"乐"为内容,善民心,易风俗,养君子人格,成良好政治德性,实现天、地、人的和谐;乐以"教"为则,"教"规定了"乐"的内涵与目的,限制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     

船山对《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阐释SSCI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乐论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通过乐与声、乐与礼、乐与教三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乐论思想。其中,"乐"与"声"以心为其本体,源于情动,声为乐象,以是否具有道德性作为乐与声的本质区别;"乐"与"礼"存在本质、社会功能等差异,有着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乐"陶冶性情之功及其道德特征,使"乐"与"教"紧密结合,教以"乐"为内容,善民心,易风俗,养君子人格,成良好政治德性,实现天、地、人的和谐;乐以"教"为则,"教"规定了"乐"的内涵与目的,限制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     

从“治心”到“化性”——荀子乐教思想论略

"以乐化人"是先秦儒家一贯秉持的育人理念与治世方略。承袭孔子的乐化主张,荀子从乐的生发、分类、功用、实施等维度对其乐教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发。他认为乐源于情,是人内心情感的必要表达,具有导人之欲、治人之心、谐和社会的重要功用,这对现今人的德性塑造、艺术繁荣的促推以及人的健康心理的呵护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存天理,亦存人情——朱熹理学视域下情礼关系辨析

儒家之礼的继承与沿革总是纠结着人情,而因"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被有意拔高而独尊,朱熹礼之思想通常被认为忽略人情。我们通过朱熹对情礼之内涵的界定与情礼之间关系的阐述可窥知:在理学视域下朱熹之礼对情之重视呈露无疑,其礼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源于情礼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其特别重视情之正的抒发,主张礼以恰如其分的方式、以恰合天理为最终归宿,来随顺、规制人情,体现为缘人情而行礼、以礼治情。但是,礼之情感因素因天理的绝对至高性被拘制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之内,在释放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压抑了人情。朱熹所阐发的情礼关系对于后世礼学的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乐教重情论

儒家重视人文教化,既重礼教也重乐教,而乐教凸显人之情.道始于情,情为儒家根本.儒家倡导返情以和其志.乐教之情可以正人心变性情,可以柔化理性,可以娱情养性,陶冶性情,呵护人的生命灵性.通过以人传情、以情染情,儒家乐教重情论的精神可以在当代教育中重现生机.     

读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之《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按古书篇名通例,此二篇名皆可,而"性情论"更能突出此篇的特点,可提请学者关注先秦儒家的心性和性情论。《性情论》因与《性自命出》简长不同,每篇字数不同,故二者连缀编排亦不同。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而孟子亦言"仁义礼智乐"。乐与圣的关联,表明先秦儒家成德实于"情"上实现。《性情论》的编排次序更突出了乐教与情的内在关联性。《性情论》言性,皆从情上说,但却非以性等同于情。它以仁表显性之特征,又以民心有恒言民性善,故强调乐教之成德作用为"反善复始",属于思孟学派思想。而《性情论》更突出了情以显性的意义,孟子思想与之关联当更密切。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试论音乐作品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音乐作品在艺术的表达上突出"以情感人",情感表现的主要美学与艺术学特征是1."乐中之情"源于"心中之情".音乐艺术源于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所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音乐艺术是针对心情的艺术,用音乐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状态,如鱼得水.2."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水中倒影.就情而言,"乐中之情"与"心中之情"是一致的又是相互依托的."心中之情"存在于现实生活人的心中,而"乐中之情"存在于音乐作品的音响织体中.同时,"乐中之情"是通过音乐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模仿、对人的情感心态的模仿来表达作者的"心中之情".3."乐中之情"较"心中之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震人心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的提炼、概括、升华和结晶,"乐中之情"更高于"心中之情",前者较后者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撼人心魄.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作为规范系统的礼——从经学的现代意义看《仪礼》《周礼》《礼记》

礼既与政治、伦理的体制相关,也以当然之则为内容。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考察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首先应当关注其中的规范性观念。作为规范系统,礼属于当然之则,涉及社会领域的不同方面: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践行,从个体的饮食起居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几乎所有相关事宜,礼都提出了具体的规定。以规范为内容,礼包含目的意蕴,后者又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与之相联系,礼(规范)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指向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做什么”与“是什么”彼此交融。相应于人的行为(做事)过程,礼同时涉及手段,并以“如何做”为关注之点。从内容看,三礼对“如何做”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呈现的首先是行为的方式、程序。作为行为的规范,礼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其存在关乎多重根据。从根本上说,礼乃是得之现实而又还治现实,其规范作用(当然之义)无法与实然和必然分离,但同时,礼又蕴含人的价值理想,从而有别于单纯的自然法则。礼的不同根据包含着实质的意义,其变通则体现了对规范形式的扬弃。广而言之,作为当然之则的礼难以回避实质与形式之辨。在礼与乐、礼与情、礼与理等关系中,礼的实质之维与形式方面得到具体的彰...     

论商周时期的射燕之礼

殷商时期的射礼与燕礼已较为成熟,某些仪节可能是周代礼制的源头,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过,商人在射前或射后是否行燕礼,甲、金文中虽已见蛛丝马迹,但还很难据下断语。宗周时代,燕礼与射礼配合而行已是非常普遍的行礼方式。因主要目的是行射,所以射中之燕往往存在两个特点:一是仪式较正式燕礼简化;二是完整的燕礼被射分割为两部分,射前行正献之礼与射后的旅酬、无算爵、无算乐,以及为感谢助礼者而"息司正"之礼。传世礼典文献对射与燕礼的记载,已得到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证实。     

儒家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伦理学思考

儒家推崇情之真并以之作为"仁"、"礼"的一个核心标准,这种推崇蕴含着以情之真涵盖情之善的理论路向,并最终导致了情之真与情之善问冲突和紧张.儒家对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揭示和消解努力,在心性伦理的形式下不可能普遍有效.情之真与情之善紧张和冲突的消解之方来自社会现实而非心性之内.     

儒学礼义(仪)的本质及其创造性转化

"礼"是制度、仪式、规范、品质,是秩序与和谐,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是国家秩序和人之为人的精神和风貌,又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社会风尚。"礼"在治国理政中具有枢纽价值;其内在动力是"乐"。礼的实行要遵循"道"的运行,而"礼"的本质,则是彰显"道"的精神。"礼"是人禽之辨的标志;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创造性地转化儒家礼治的思想价值应该从以下若干方面入手: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儒学礼义(仪)可以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治国理政、淳化社会风尚提供历史智慧;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根据正义原则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来变革礼义(仪)文化;要给儒家的"礼"注入主体性,建构法权人格,使人有尊严地生活;儒学"以仁为人之安宅,以义为人之正路"价值和以"敬"和诚信的礼义内蕴可以用来消解西方以"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构建以"我们为中心"的道德和利益一致的共同体。     

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     

古代礼学“乐”观念新诠

中华文明又称"礼乐"文明,一般研究者在探讨礼乐关系时,往往认为"乐"就是古代进行祭祖典礼活动时使用的音乐。实际上通过对"乐"的字义分析和传统乐义的辨析,可以发现,音乐不仅是指"乐"的器物,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来源于人性的好恶的情感,即"乐合同"。"礼乐"并不是"礼"和"乐"的简单结合,而是互根互济的整体,"乐"在古代礼学中并不从属于"礼",而是研究礼时所不能忽略的理论基础。     

先秦乐的人文特质

综观乐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先秦乐的人文特质及意义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凸显。一方面,乐具有独立于礼之外的那种宣泄人自身内心情感的特征,既体现了个体对自身精神层面的关怀与追求,又实现了由个体上升为群体而衍生出的群体精神。另一方面,乐与礼相伴相生,礼经过制度化的建构成为礼制时,乐的德性特征也被纳入到礼制的框架中而成为服务于礼制的工具。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