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伦理思想和青年毛泽东对船山伦理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青年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经由杨昌济等老师的教导赓续着王船山伦理思想的精神血脉,并在自己探讨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对王船山伦理思想作出了某种超越式的理解.船山伦理思想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认识起步,聚焦于人道内部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群关系的正确处理和对待,系统建构了人我关系论、义利理欲论、理想人格论、修养工夫论,其中"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是其显著的特点.经由杨昌济、刘人熙、黎锦熙以及之前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的传播与介绍,再加上自己对船山著作的研读,青年毛泽东对船山伦理思想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将其视为湖湘伦理文化的活水源头予以开掘与弘扬,并与其寻找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联系起来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形成既继承船山又弘扬船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     

王船山之情论发微

本文意在对船山之情论做一个具体而微的阐释。首先得到讨论的是王船山对情的具体论述，亦即情之本性、独具特色的情感独体论以及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在此之后，本文力图将此情论置于船山人性论乃至天道论的整体之中来揭示其独特性。最后，本文将试图以船山之理欲关系论作为例证来阐明上所述情论的正当性。船山思想之通达性由此也昭然若揭。     

论船山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启蒙影响及现代意义

船山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启蒙先声。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科学传播中国之前,船山思想便率先"破块启蒙",成为引导社会变革的启蒙先声。船山启蒙思想主要表现为:变化日新思想、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思想、文明进化思想和人欲解放思想等。正是船山启蒙思想孕育出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源头,梁启超概括其为社会变革"最初的原动力",章太炎总括其为近世民族复兴"木本水源"的思想本源。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景象,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大课题。船山思想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具有"日新"的当代价值。弘扬以船山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     

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自船山殁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学术旨趣争讼已久,诸种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然细考之,均有偏阙,亦无有公论。船山与朱子之间关系的判断,制约、甚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学术旨趣之定位。依已有之成论,在宋明学术的框架中,船山学说与朱子学说关系归结为:船山笃守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与超越朱子学三种,由此可将船山学术旨趣化约为:船山以理学为宗、对朱子理学的倾覆以及集道学之大成三种争讼观点。宜以整个思想史的视域,将船山之思想视为朱子学说之反动,即对于朱子在理学开新的过程中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精髓、失去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意蕴的"反动",从而将船山学术旨趣追溯至尽"明人道"的先秦孔孟之正学,从而肯定船山以复先秦之古为解放的正面价值。     

从《张子正蒙注》管窥船山"气"的层次

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的气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张载的"气"思想;一方面又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他对"太虚"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气的层次结构.船山取消了"太虚"的超越性意义,以"气"作为终极根据,所以说船山坚持了彻底的"气本论".船山明确地将气区分出层次结构,即"太和之气"与"成形之气",并由此来说明至善的根据、恶的原因等.然而,由于船山混淆了 自然的善恶与道德的善恶,其理论内部表现出一定的模糊与矛盾,也因此带有一些理论困境.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王船山《老子衍》“两端一致”之道论研究

老子思想中,道论可说是主要重点,而船山的道论思想以"两端一致"来贯穿,不只老子思想如此,如庄子的齐物思想"小大一致,休乎天钧"亦然,再如其作品《周易外传》,亦是以"乾坤并建,两端一致"的见解来诠释易经。"两端一致"可谓船山的形式用法,贯穿于儒、道诸学的诠释,只是内容不太相同;儒者,是以德行贯穿两端,而庄子,则以"逍遥"贯穿两端。其对老、庄的诠释似乎一样路数,但还是有不同之处。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述评简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研究基本在熊十力定下的“实在论”方向上前进。唐君毅与劳思光确立了海外新儒家船山研究的规模,而他们的后学曾昭旭与林安梧则在此基础上,使用新儒家的思想精神与牟宗三的方法论对船山之学进行研究。总体上说,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偏重船山的心性论与史论,而罗光的船山研究则算是一例外情况。这是海外新儒家僻居港台一隅,学脉趋同所致,也是其船山研究的重要特征。     

近代湖湘学人对王船山伦理思想的阐扬及其意义

王船山作为明清之际颇具启蒙色彩的哲学思想家,对中华传统伦理作出了全面的检视与反思,并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文明发展的趋势建构了一个"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对传统纲常论的抨击、对道学理欲论的批判、对公义民本论的推崇、对尊生主动论的诠释,富含革故鼎新的意义。当中华文明步入近代遭遇特有的坎陷并呼唤救亡图存和启蒙趋时之主题时,船山伦理思想成为本土文化重要的理论资源。近代湖南学人通过对船山伦理思想的阐扬,不特砥砺自性,铸就刚健自强的主体伦理精神,更凝聚共识,形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价值理性,由是使船山伦理思想成为引领民族仁人志士救心救世的精神旗帜。     

嵇文甫先生对船山学的贡献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嵇文甫对船山学的贡献:在政治思想方面,首先是顺应时代的需要突出宣传其某一方面的思想,其次高度评价船山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第三首倡对船山政术论思想的研究,第四明确论定船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在哲学思想方面,首先是肯定船山哲学是在宋明道学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新发展,其次肯定船山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杂质,第三详述船山哲学的理论成就,第四具体分析其哲学上取得成就的原因;在历史思想方面,首先分析了船山的历史观,其次探讨了船山历史观的性质,第三分析了船山的史学方法论,第四编了《王船山史论选评》。     

王船山“性日生日成”思想发微

船山＂性日生日成＂思想,融合了宋明道学的多家之学,就性体生成的存在基础而言承自横渠,就其与外物的交互关系而言多取程朱一脉,就性体之生成性而言则来自阳明思想。这种融合并不是外在的拼凑,而是基于船山气论思想的内在需求。文章在分析的过程中将其置回整个宋明道学史的视野,以呈现出船山此思想的内在诉求,对前人的吸收、批判与整合,及其可能存在的困难。     

王船山的宗教思想

<正> 王船山之宗教思想与其理气论关系密切。船山从理气论宗教,创见甚多,兹分数点论之。一、天人不合船山所谓天,包括理与气。“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叙条理,精密变化而日新。”     

论船山在人性善恶上的一个转变

船山在《尚书引义》中提出了气有不善、性有不善的看法。而在其两年之后撰写的《读四书大全说》中,船山即对这种看法进行了修正,认为性无不善,这种认识贯彻于之后他学术的始终。由性本善而用有不善的看法到性始终为善的这个转变不仅可以扭转其体用观的扞格不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其人性论的这个转变导致了其"工夫"修养论与宋儒在侧重点上有很大的不同。即不是气与性之不善,不善是由于主体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不能善于驾驭情势与正确对待的结果,不善的结果主要由主体负责。船山之意是要人当下就负起改变自己的责任来,一刻也不能拖延;而且船山也坚信人在当下能改变自己(此类似佛教的前念迷即烦恼,后念悟即智慧)。     

以诚论胜——王船山对程朱“性理”观的纠正

博大精深的船山学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以宋学为宗。继承周敦颐、张载和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以诚论性、性气合一、道器合一。从而纠正了程朱理学以理论性,性气分立的性理之学。并且在理欲关系、人性善恶等一系列人性哲学、道德哲学问题上对程朱理学进行纠偏,形成与理学和心学都不相同的思想路线。     

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以《告子章》为中心

船山在《读孟子说》的《告子章》等章节,阐发了他对理气心性思想的看法,主要涉及三个问题:"贵性贱气""知觉为性"和"命日受,性日生"。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是在批评朱子学以及佛教心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船山的批评触及了朱子学将理"实体化"引发的内在矛盾,并以"气善论""理气一体论"予以合理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是宋明理学自然发展的结果。《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主要是回应朱熹,但已体现出归宗横渠的学术倾向。     

朱伯崑的船山易学论

朱伯崑从易学思想的源流考察船山易学与张载、方以智、程颐、朱熹的关系,认为船山易学主要继承的是宋易义理学派中理学和气学的传统,并指出乾坤并建是船山易学的最大创见,进而肯定船山易学为其气本论的哲学体系奠定了思想根基。朱伯崑对船山易学的阐释,是其易学哲学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集中体现。     

晚清提倡船山思想的民族主义的解读

船山的"华夷"观念及其民族主义思想显然是反清的,尤其是他的"三义说"更是与清统治者提倡的"君臣之义"高于"华夷之辨"之说相对立;晚清曾氏兄弟提倡船山思想,人们大都从"抑制异教之说"、维护儒学正统的角度来解读;事实上,考察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民族主义复活,满汉关系的调整,以及主权危机下"华夷之辨"与"君臣大义"的关系的变化,民族主义思想才是船山思想被重新挖掘的根本原因。     

“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王船山“正心教”的展开

船山以"正心"为"圣学提纲之要",以志解心,构建内圣学的宗旨依归。置诸《大学》工夫系统,在"志"的主导下,"正心"彻始彻终、彻上彻下、照应"格致相因"、作为新民之本,打通内圣外王;置诸船山心性论系统,依照"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的定位,船山围绕存养与省察、心性关系、志气关系、志义关系等进行了一贯论说。从"正心教"到《大学》学的考察,可为重新审视理学范式演进及以《大学》学为代表的理学经典诠释提供思考,深化对《大学》学与理学双向互动的认识。     

船山于朱熹李贽“理欲之辩”之辨正及其价值摭论

朱熹与李贽的理欲之争,可规约为内外之辨:朱熹以士大夫的视域,以理制欲,涵养身心,向内复礼去欲;李贽以百姓的立场,否认"理"的神圣性,批判了朱熹的道德严格主义,向外逐欲。船山在延续了朱熹存理去欲的传统,对李贽的理欲观有些许承继的基础上,以内外交养之道,自内及外辨正朱熹理欲对垒,亦由外而内辨正李贽理欲混同,集朱熹、李贽理欲观之大成。时至今日,船山之理欲观,于个体修身与社会治理,依旧有其时效性与生命力。     

王船山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王船山以他独特的体用观来解读仁与礼的关系,仁义礼智四本德与智仁勇三达德的关系,提出"立人极"的观念,肯定五常、四德乃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而"仁义"乃核心的核心。船山的人文价值观有"诚"作为超越的背景。在人禽、君子小人之辨中,船山反对蹈虚空谈,重视修身守礼,又重视社会政治实践,把核心价值与日用伦常、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这对建构当下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