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张栻的《诗经》研究

张栻除了在《论语解》中对《诗经》进行了整体观照外,还对《诗经》的多篇诗篇做过个案研究。张栻以二《南》为本,以政教为中心,注重对《诗经》治国理政思想的探究。作为理学家,张栻的《诗经》研究具有“六经注我”的色彩,部分解读《诗经》的文字已经变成了他演绎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张栻也着力于《诗经》艺术性的分析,在他的《诗经》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以文害道的观念,他对《诗经》情感传达的体悟、对赋比兴及其他艺术手法的揣摩,都反映了其较高的文学品鉴力。张栻的《诗经》研究尊《序》较多,保守性较强,再加上没有留下研究《诗经》的独立专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对湖湘学派的全面总结

湖南教育出版社近年连续出版了《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和《湖湘学派源流》二本专著(以下简称《张栻》、《源流》)。这是宋明理学研究中可喜的成果。笔者读罢全书,仿佛一颗明珠从理学的浩瀚典籍中,从近世学者多已忘却的历史中,重新被采撷出来。虽然首先采撷这颗明珠的不能完全归之二书作者,诚如《张栻》作者在前言中说的:“我的恩师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首先在学术界把张栻及其湖湘学派列为理学中重要的学派,并对其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作了独到的论述。”亦如《源流》所述:“湖湘学派那些不受注意的思想却在海外新儒家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第425页)但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这两本著作,却是研究张栻、湖湘学派的全面系统之作。     

汤斌《诗辑解》诗经学思想初探

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他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清代中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凖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     

张栻太极体性论

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以后,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太极图说解》,张栻《太极图说解》基本存留于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张栻的这个注解本关于太极之体、太极之性的论说,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体现了湖湘学派的思想特色,同时也是吸收二程及道南学派有关思想的结果。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南岳唱酬”另面观

《南岳倡酬集》是张栻、朱熹、林用中三人于乾道三年游南岳唱酬的诗歌结集,存诗一百四十余首。学界对《南岳倡酬集》古藏本及集中诗之真伪、倡酬诗内涵与风格多有研究。但"南岳唱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则鲜有人考察。"南岳唱酬"是南岳旅游史上的一次壮举;"南岳唱酬"是"心性之学"讨论的诗意表达;"南岳唱酬"中的"禁诗之约"值得关注。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张栻与宋代理学

<正> 张栻创办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与当时众多的学者互相辩难,对于哲学和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南宋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地位不容忽视。一、确立了集众家之长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在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这个学派,由胡宏开创,而张栻集大成。张栻在     

周礼与《诗经》关系探析

"六经"是西周春秋时期教育学生、教化民众之教材。其中,《诗经》言简意赅,大多押韵,便于诵读,可谱曲演唱;赋《诗》言志,是贵族高雅之举,在燕飨聘问、宗庙祭祀之时,参与者常征引《诗经》,传递情感,表达礼义。故将《诗》、礼与乐三者合而为一,使《诗》与乐不仅是行礼之重要环节,也是周礼之组成部分,成为周代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     

《诗集传》中朱子的理想社会

诗经研究几乎贯穿朱子的整个学术生涯,《诗集传》作为其研究的总结,成为诗经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它融朱子深邃的理学思想于具体相应的《诗经》篇章中,要求人们亲疏有别,各尽其道;乐而有节,注重道德规范,主敬涵养,完善自己;在君臣关系上,君明臣忠。在肯定朱子从文学的角度读诗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诗集传》中理学思想的烙印,在其注释中我们依稀可看到朱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     

张栻的军事谋略思想

张栻的军事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提出"兵政之本在于仁义":反对和议,主张修边备,讲武功;提出"机谋权变,其条不可紊";强调"用兵之道,当以奇正相须";称颂诸葛亮,批评春秋五霸为三王之罪人等方面.其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与爱国主义精神紧密相联,与理学思想不可分割,是理学思想在军事谋略领域的表现.     

胡宏性本体论对张栻的影响

张栻治学以周程为究竟,终身崇信而笃守之。但胡宏是他学术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环,虽然张栻从其问学时间不长,所受影响却不可小视。对胡宏的性本体论,张栻基本认同,但不满于将太极定性为形而下之气并置于从属地位,且认为以性指称本体也有有静无动、有体无用之嫌。于是通过对胡宏太极范畴的改造,克服了其理论缺陷,使其性本体论向二程靠拢。这反映了胡宏思想对张栻的深刻影响,以及张栻不固执一隅,唯善是从的治学态度。     

“临川四梦”引《诗》所见汤显祖“《诗》教”观

汤显祖的所有戏剧作品皆有征引《诗经》的现象,从中可见,他对"《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反思。汤显祖认同"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但更强调"不愚",通过《牡丹亭》中杜丽娘"为诗章讲动情肠"的情节设计,剥落了《诗经》的伦理附会,还其"性情之响"的本真面貌,由此塑造了聪慧学习者的形象。"临川四梦"在受教效果上强调性别差异:肯定女子的诚挚、知行合一,批判男性的虚伪、心口不一,从而提出思想变革的要求。汤显祖的"《诗》教"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而是与明代中后期"新人文思潮"崛起、论《诗》风气转变等有较大关联,亦为晚明文化生态相互作用之例证。     

试论张栻的哲学思想

张拭(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是南宋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理学家,时称“东南三贤”。其父张浚,曾为南宋宰相,是著名的抗战派领袖。张栻本人礖喂舨吭蓖饫杉嫫鹁永墒塘⒐佟⒔曛⒂椅牡钚拮戎啊U艝虻闹髦饕小赌闲塾锝狻贰ⅰ赌闲献铀怠贰ⅰ赌闲姿怠泛汀赌闲募返取?自周敦颐创立唯心主义理学以来,经程颢、程颐,到朱熹成为集大成者。张栻与朱熹同时,他以二程的再传弟子五峰先生胡宏为师,通过胡宏继承了程氏学说。张栻与朱熹的关系十分密切,二人经常相互探讨学问。张栻自述说:“元晦有所讲论,其间亦有与鄙见合者,因而反复议论。”(《文集·答舒秀才》)张栻的思想虽不及朱熹思想那样,对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他与朱熹“相互博约”,(《宋史·张栻传》)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二程学说,使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王夫之对《太极图说》的发挥

王夫之从"理气充凝"的角度来阐释太极之动静,并指出天地之化至诚不息,动为本而静为辅。这些观点体现了王夫之对周子《太极图说》的创造性诠释,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王夫之阐释《太极图说》还有一个特点,即将周敦颐与张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将"周张"视为一体,《太极图说》则与《正蒙》互通,由此回归北宋理学之本源而发明"正学",重建理学"道统"。     

论诗经的艺术(下)

五、体裁、章法、韵律诗在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诗经》是我国早期的的诗集,在当时也不同于神话传说和记事、记言的散文。当时诗人,不论是集体或个人,表述思想,发抒感情,依照一定格律进行歌唱或写作,就形成诗歌形式。诗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就是说,诗之为物,初发于内心,而表现于音声,音声组织成章,是为音乐。诗乐在早期是不分的。音乐要有旋律,有节奏,有韵调,这就给诗以制约,形成了诗的形式特点,诗人作诗就得注意符合这些特点而加以美化。下面姑就《诗经》形式的三个方面,谈谈它的艺术。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