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心本实体论

本文从仁体论即仁学本体论的角度,叙述并分析了中国近代儒家哲学的几个代表性形态,指出熊十力的实体论是以心为宇宙实体,而不是以仁为实体;马一浮亦以心本论释仁,梁漱溟强调把精神心灵作为本体,这些哲学体系都属于心本实体论,而未能达到仁的本体论或宇宙论。这也反映了20世纪哲学的限制,因即在20世纪哲学看来,哲学总是以心或物为中心,从而限制了仁体论哲学的可能发展。新的儒家哲学需要突破这种限制,真正走向仁的本体论。     

论“仁”与“爱”——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

作为当今西方世界的一种前沿思想,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乃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当代哲学中的一种典型形态。正如儒学以"仁"为核心观念一样,情感现象学以"爱"为核心观念。因此,在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中,这里比较儒学之"仁"与舍勒之"爱":舍勒的"爱"是奠基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本源性的;舍勒的"爱"是精神人格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生活情感性的;舍勒的"爱"是在者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存在性的。     

《论语》中伤痛观念的哲学阐明

《论语》中的“父母唯其疾之忧”表明,对于疾病的担忧在儒家文化中有着特殊性。一个人克服祸福的牵引与死亡的恐惧而保持内心的安宁,却不该对他人的生老病死保持淡然。从疾病之忧到亡故之痛,这种伤痛不容被克服,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意义。恻隐之痛乃仁之为体最显豁的开端,乃至于径直地就是仁了。伤痛观念由此获得更为鲜明的哲学品格,其与仁的本体地位息息相关。既要肯定对他人生老病死怀抱的伤痛,同时也要着力加以节制,不能任由其陷溺。     

孔子"仁"学宇宙论的"人"学解释

孔子的"仁"学宇宙论是儒家哲学的核心理论,进而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形态与历史文化的主要理论,并最终成为历史的"赢家".整个儒家哲学被<周易>"象思维"所贯穿,规划出阴阳共生、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宏图,具有强大的理性力量与和谐精神.     

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包容特征:解释框架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使得国际通用价值和社会政策之间有了新的对话基础.我国目前开展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有着积极的包容性特征:新农保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包容一个重要的社会核心群体-农民;启动了以公民权利和"去商品化"为有机内涵的福利体系建构进程;对农村老年女性群体具有更明显的保障与补偿功能;呈现从群体包容到体制包容的趋向.农民参与率、财政转支率、收入替代率、城乡级差率四个维度可以用来衡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包容程度.目前新农保仍属于初级包容,包容的程度与水平仍有待提高;而推进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树立和明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包容理念、改革诉求表达和利益分配机制.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阐释与学术思想的嬗变

在东汉以前,"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被理解为孔子以水不舍昼夜而奔流的习性来勉励人们不断学习、不断进取的精神;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理解为以"川流不舍"来象征时光流逝,表达对生命短促的感伤情绪;宋儒则在承袭汉儒基本喻义的基础上,将川流不息的特征看成是"道体"、"天德"的具体表现.通过对一句话的阐释史的简略考察,可以从中窥见学术思想嬗变之一斑.     

仁--在孔子与孟子之间

孔子与孟子之仁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性。孔孟之仁的相同点有三: 追求仁义道德而淡漠物质利益, 把仁视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和存在意义; 释仁为仁爱、爱人, 用爱来处理人际关系; 推行德治仁政,以礼乐教化、道德引导为主要统治手段。孔孟之仁的差异性也表现为三点: 在仁的身份证明上, 孔子之仁与本体之天没有必然联系, 不具有形上属性, 孟子之天是上天赋予人的天爵, 具有天然的形上属性; 对于仁的存在状态, 孔子之仁的后天性决定了它的外在性, 孟子之人的先天性决定了它的内在性; 对于仁的践履之方, 孔孟都强调仁从家庭内部做起和孝对于仁的重要性, 但是, 孟子突出了仁的等级和家庭伦理。孔孟之仁的相同点展示了儒家独特的学术风采和一贯的理论主张, 其不同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二人的学术关系、后人的认定以及孔孟学说相差悬殊的历史命运。     

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兼论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在中国哲学中,宇宙论与本体论代表着人们对生存世界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一般说来,宇宙论是以实然存在及其时空形式的角度指谓生存世界;本体论则以超越时空、超越聚散存亡的角度来概括这个生存世界。至于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则指宇宙论与本体论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所谓宇宙本体论是指沿宇宙论进路所形成的本体,但却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由已知推及未知的弊端;而所谓本体宇宙论,则是通过先确立本体,从而形成在本体之观照、统摄下的宇宙论。在从汉唐到宋明的思想演变中,有无本体论视角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朱子关于理气关系的规定,则既上承孔子对仁礼关系的思考,从而使其哲学成为一种标准的本体宇宙论;同时,他又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之本体宇宙论的定性与诠释,从而又使其哲学带上了宇宙本体论的特色,朱子由此成为汉宋学术之集大成者。但朱子本体宇宙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矛盾,又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本体论究竟应当如何确立的重大问题。     

杨时仁体论对于二程仁学的取舍与融汇

杨时认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看似直承程颢的仁体论。然而,其对《西铭》的质疑则说明,杨时思考仁体时的体用思维异于程颢而同于程颐。二程仁学的思维方式已有差异：程颢未将仁体理解为形而上的本体,而倡导从刻意推己及人到自然以己及人的“能近取譬”;程颐则将体用结构贯穿仁说始终,主张由情感发用见性理本体的“由用见体”。实际上,程颢与杨时分别在“万物皆为我体”与“万物皆有仁体”两种意义上阐发各自的“万物一体”思想。并且,杨时体贴仁体的双重工夫“体究恻隐”与“求仁之方”均遵循“由用见体”的路径。因此,杨时仁体论的话语体系接续程颢而思维方式传延程颐,呈现出对二程仁说的巧妙去取与兼收并蓄。     

中国恩情文化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群体本位的价值观,而这个集体价值的核心是恩情观念,所谓仁、爱、忠、孝、义等道德规范都建立在恩情观念的基础上。因此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恩情文化。恩情观念不同于爱,是爱的权力化。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施恩者具有对被施恩者的支配权力,被施恩者就失去了主体性,只能以附属于施恩者来报恩。于是所谓的集体理性的内涵就是家族、国家对个体施恩,而个体牺牲自我报恩。这一奴隶的道德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其消极影响至今不绝。     

朱熹的“状仁”说及对爱的诠释

朱熹"状"仁之体突出的是"公"的价值,贯穿的是"爱人"的观念。仁与公的关系,实质上即仁与人的关系。"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虽不构成爱的原因,但却是落实博爱所必需,为博爱的推行准备了条件。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重点围绕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问题展开,并因此引起了性情体用之辨。从坚持仁与爱相关联出发,朱熹要求于情中体性,在爱中及体。相应地,人所应做的,是"为仁"而非"求仁"。朱熹不同意韩愈"博爱之谓仁"的界定,认为不能以用代体。佛教的无缘之爱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毁己以成物,本身就背离了普遍之爱的原则。儒家由亲亲到仁民爱物,是实施博爱的最现实的道路。     

从《齐物论》论“至知”看以佛解庄之合理性

《齐物论》以"未始有物"为"古之人"之"知",对于这"未始有物"的具体内涵,当代的庄学研究者分别从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和境界论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考虑到今人的解读应当与庄子本人在文本(《庄子》内篇)中表达的思想保持协调,同时,庄子本人的逻辑应当在文本中前后一致,宇宙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式的解读有理由被淘汰;而在境界论解读模式中,章太炎先生的以佛解庄模式不仅与《庄子》的文本和逻辑不相抵牾,而且照顾到了庄佛之间内在的相契,又最具合理性。以此个案观之,历史上以佛解庄模式的盛行恐非偶然,而是由其确能契合《庄子》的文本和逻辑所致。     

鲁迅世界的多重民国影像

民国政府对鲁迅有严苛,也有包容,民国给鲁迅的生活、学术与文学创作提供了经济基础、法律保障、学术平台与创作园地。在鲁迅的心目中,交织着多重民国影像:有作为历史进步标志而被自然认同的民国,也有作为黄花岗烈士与孙中山、章太炎等先驱者丰碑而予以充分肯定的民国,还有因专制遗绪犹存、国民性痼疾难愈、社会弊端丛生而施以犀利批判的民国,鲁迅对民国的认同与不满,既有直率的表达,也有温婉的幽默与强烈的反讽,行文中所使用的民国纪年、国号,每每包含着爱与憎。鲁迅激烈地批评现实民国,正是缘自心中的理想民国。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两汉时期的礼乐教化观

"礼乐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主要国策,也是汉代施行的主要社会政策.在汉儒的礼乐教化理论中,"礼乐"之所以能够发挥教化之功,主要由于"礼乐"本身就是一个包涵"仁"和"(人)情"的价值载体;至于施行教化的必要性,汉儒则从天道、历史和人性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在"礼乐教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乃至整个儒家传统的基本特色.     

汉代尊孔的政治文化意向探析

<正> 众所周知,汉代的尊孔,往往被概括为汉家“定儒术于一尊”。但是,这恰恰掩盖了问题的繁复性。深究起来,汉代的尊孔实在是一个饶富兴味的课题:汉家对尊孔的承诺的信度如何?尊孔是官方单向的意愿吗?尊孔具体表达了怎样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史称汉唐盛世,而尊孔与汉家政治的成功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可以肯定,这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对孔圣教义信仰与否的问题。汉儒有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由此可见,在汉儒的信念中,《春     

王船山的气善论与宋明儒学气论的完成——以“读孟子说”为中心

文章认为气善论是船山的基本立场 ,气体论既是船山哲学的宇宙论基础 ,更是其气善论的论证和表达 ,应当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船山的气学思想。作者提出 ,在经历了元明理学在“理”的理解上的去实体化转向之后 ,理不再是首出的第一实体 ,而变为气的条理 ,因此人性的善和理本身的善 ,基于儒家思想的内在要求 ,需要在“气”为首出的体系下来重新定义 ,气善论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为人性和理的善提供一个新的终极的保证。这使得北宋前期以来发展的气本论 ,作为儒家思想的体系 ,终于在船山哲学中获得了其完整的意义     

"仁"与"爱"--对宗教和世俗之爱与儒家道德情感的一项比较研究

爱的本质是相爱者由于通过自我牺牲而实现与对方的和合,于是从这种和合接受一个新的自身存在的过程,而使它得以可能的文化基础是精神的自否定、自我反思和理性.一种爱的宗教就使爱绝对化了.而在东亚传统中,一种爱的宗教是难于被理解的.因为在这里,爱尚未成为人性中的直接现实;"仁"的经验也与爱在形式上存在本质的区别.这是由于在传统的自然思维中,精神之自否定、自我反思和理性的严重缺乏;要使这一局面得到改变,就必须克服这种自然思维的专制.     

规范共认与礼治秩序——孔子“援仁入礼”的社会学诠释

在探讨《论语》中＂仁＂与＂礼＂的相互关系时,学术界多认为＂仁＂是个体内在的道德观念,而＂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从而将＂仁＂、＂礼＂简单化为相互对立的关系。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援仁入礼＂的丰富内涵,＂礼＂作为心灵的符号,是规范公认的途径;而＂仁＂作为自我的道德境界,是秩序情结的深度表达;在动荡的春秋时代,＂援仁入礼＂则寄托着孔子重建新社会秩序、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中重建生活世界的理论追求,寄托着孔子所追求的社会和谐与人际和善的社会理想。     

孔子“仁之方”的四种进路

"仁之方"是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孔子谈仁从不直接回答什么是仁,多是从"仁之方",即实现仁的方式、方法谈起。从《论语》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实现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从爱入仁、从敬入仁、从孝入仁、从忠入仁、从恕入仁等等。对这些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谈论"仁之方"大致有以下几种进路:一是强恕而行以达仁;二是由学成智以达仁;三是推己及人以达仁;四是外束于礼以达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