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关于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研究——以其宗旨与目的所体现的现时代价值及普遍意义为中心

王夫之的夷夏之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相比,该矛盾更应该首先被解决。王夫之夷夏之辨的宗旨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互不交流,目的在于构建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类社会,其所主张的这种社会是植根于礼仪并以人文道德进行感化的社会,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王夫之的夷夏之辨蕴含着应该构建这种人类社会的主旨。当今时代,不论东西方任何社会,要保证个人的生活质量,构建基于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这一视角来看,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目的具有普遍意义,其夷夏之辨的宗旨和目的也体现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夷夏之辨的两个逻辑在近代中国

在中国思想史上,夷夏之辨的观念主要形成了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认为文化先进的是华夏,而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所以中国(大清)是华夏;第二种逻辑是因为华夏是文化先进的地方,而中国(大清)是华夏,所以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由于中国长期在各方面领先,中国有文化既是前提也是结论,两种逻辑面目不清。而晚清之际,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已不再是必然。抱残守缺之士以第二种逻辑而抗拒西方文明,一些进步人士则以第一种逻辑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此外,清朝统治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使得弥平华夷和强调华夷两种思想共存,均成为晚清士人的思想资源。我们回顾这段思想史,应还原其多重面相,而不应采用辉格史式的叙述方式。     

王夫之夷夏观新论

王夫之在对夷、夏文明程度的理解上,引入了动态的线性历史发展观的分析方法;在对夷夏的认知上,他主张夷夏同属人类,夷狄同样有做人的尊严;在对夷狄的态度上,他反对恃强凌弱的虐杀,主张友好相处。     

"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

许殿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认同对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     

超越与局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考察

鸦片战争后,思想文化界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它是强国御侮的呼声,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突破了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较早地认清了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与趋势,并把学习西方技术与御敌图强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期的洋务运动及近代文化的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代命题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尚不全面、深刻,只停留在表面器物层次,未能真正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深层内核。     

夷夏认同下的西部文化想象变迁与碰撞

在夷夏认同格局下,对于西部的文化想象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兽化,一种是神化。以兽化观念为基础产生的交往对策以不打交道为上,即隔绝来往,隔绝之策不光是武力上的隔绝,文化上的隔绝也被视为重要。而一旦打交道,便只有怀之以德与威之以刑两途。中央王朝始终处于威与德的矛盾之中。西部世界的神化主要体现在中华文明中的昆仑想象。无论神化还是兽化,均说明对于西部认同和想象的边缘化、异域化特征,二者的结晶产生了"西游"故事。     

王夫之“夷夏之说”的精神内核

王夫之的“夷夏之说”具有鲜明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这一倾向,究其精神实质,是对满清贵族屠戮中原的强烈反抗和对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担忧与捍卫;从更深刻的层次上说,是对汉民族盛衰之由的深刻历史检审。王夫之“夷夏之说”的内在精神,对十九世纪末叶的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     

王夫之“封建、郡县之辨”及其“历史通识”

"封建、郡县之辨"是中国历史理论中的重要议题之一,王夫之的相关论述有其鲜明的特色。王夫之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着眼,比较了"封建"与"郡县"之异同,认为"封建"不可复;然而,其亦反对推行"郡县"后的集权与聚敛。王夫之在探讨"封建、郡县之辨"时,分析了历史发展中"势""时""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展现出其历史认识中的"通识"。     

"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异同与对峙,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民族战争,但同时也为双方间的渗透与融合创造了条件。与此相适应,则是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民族文化观念两大思潮的基本形成:或致力于鼓吹“夷夏之防”;或积极提倡“夷夏一体”、“王者无外”,而以后者占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观念已趋于成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文化的自身认同——传统华夷之辨的文化解读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是在与“四夷”群体的冲突中,由华夏人的主观意见构成的,确立了自身的文化认同,代表了华夏人的利益,同时给“四夷”群体文化定位。并最终使得华夷之辨观念政治化,成为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历史思维与王夫之的史论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应当从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王夫之的历史思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二是总结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三是思考未来的"知几"思维。王夫之的历史思维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其史学思想对于科学、理性思考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认同的世界历史语境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客体张力关系,唤起了各个民族国家世界意识的觉醒,由此逐渐地生成了世界历史语境下的文化认同。这个当代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一而再地引起各国学界持续而反复的研究、解读与重新思考。实际上,文化认同不仅是强化民族个性,通过他人确立自性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需获得他人的承认和接纳,进而最终肯定自我、回归自我螺旋式展开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进程内在地蕴涵着当代历史主体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理想价值图式。     

王夫之的历史观及其历史著述

本文论述了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以及他的作品方面的特殊性。迄今为止,他的历史学理论和独特的历史观外界了解的不多。作者认为,王夫之对于历史的评论,是受他的哲学思想影响的,此外还与他的社会与民族性密切相关的。而王夫之的中国历史观,也明显是他的原创思想。他严谨的学术成就,与灵感相关所产生的非凡综合能力,再结合他那个时代所经受的苦难经历,综合在一起所创造出对于"历史评论"的价值,对任何中国学者都是有益处的。     

试论王夫之自然哲学的历史地位

王夫之的自然哲学思想深刻的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近些年来批判和否定船山自然哲学思想的话题成为所谓"学术前沿性"观点,这是很不正常的。王夫之在天文学方面并非是否定地圆说的,因为《思问录·外篇》已经明确记载有"地球"二字。并且,地圆说在那个时期依然处于假说状态,如果仅仅把知道地圆说与否作为是否懂得天文学的唯一标准,本身就是不对的。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对于当时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王夫之称赞"西洋历家"的"远镜质测之法",认为这是"西夷之可取者"。王夫之提出了西学"质测"之学"即天以穷理"和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戏论"即"私为理以限天"两者在方法上的对立。他认为"质测"才是真正的"格物"。船山在自然哲学方面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因为他既有研究方法上的科学精神,又有哲学思辨上的独创见解,所以他能够对先秦以来各家各派重要的自然观念做出批判性的总结,进而实现其返本开新亦即综合创新的学术目的。     

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读陈寅恪隋唐两论札记

陈寅恪先生曾以“有教无类”一语来概括南北朝时段种族、文化之互动 ,强调“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这一睿见有其时代学术背景 ,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当时北方各族间的胡化、汉化可能是多层次反反复复进行的 ,其“胡”的程度和含义尤其充满了构建出的认知成分。那一时段的政治争夺与文化竞争息息相关 ,大致形成一种文化为体、政治为用的格局。在多文化及多政治实体竞争的差序格局中 ,“华夏”和“夷狄”一定程度上成为“正统”和“非正统”的代称 ;当这一华夏概念被各方接受为共同的秩序规范时 ,其本身的文化含义却被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