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庄治理密切相关。以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案例,引入关键群体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能人通过农民合作社的架构来整合村庄内外的多元主体力量,进而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乡村能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以形成治理共同体;二是乡村能人综合运用人情法则、公平法则、利益捆绑与利益联结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从心理和物质利益层面约束村域内多元主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稳定外部参与力量,从而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治理共同体的重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嵌入与交换：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分层

以往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解释，偏于社会学视角，且单从治理主体一个维度展开，强调社会治理共同体由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四个主体单元组成。其实，只有补充形上的社会治理观念和形下的社会治理手段两个维度，才有覆盖三维的真正缜密的共同体建构，才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完整图谱。其中，由德治观念和法治观念组合而成的治理观念共同体偏于形上的理论形态的价值判定，由多种多样治理方案组合而成的治理手段共同体偏于形下的实践形态的实用主张。治理主体共同体则是贯通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治理主体形成的共同体是左右横向展开的，形上的观念共同体和形下的手段共同体是上下纵向展开的。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支点，那便是“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方向和目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起着整合作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上层面和形下层面的逻辑分层，可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补充纵向上的缺环，使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纵横交织、上下交错的网络系统，相辅相成、彼此呼应的逻辑层次。     

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基于价值性-工具性的二维分析

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我们深入回答谁来引领、用什么引领以及如何引领等一系列崭新的时代课题,同时也需要我们扎实做好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步构建好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发展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话语与实践范式,坚定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自觉,更好地推进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自觉。     

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向度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长期忽视了话语共同体的视角，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所需与话语共同体的功能优势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驱动力。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基础，社会结构交融为前提，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而逐步形成。面对法律保障缺失、民族交流困难等现状，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要从六个方面着手：将构建话语共同体纳入法治轨道以实现法治保障；广泛传播中华文化以增强文化认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推动各民族话语融通以形成精神核心；落实媒介化统战以汇聚民族力量；建设学术话语体系以提供理论支撑。     

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理论与策略

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通观全球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与自律偏向之别,亚洲地区国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倾向。指涉所有网络社会主体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的网络治理问题,其出发点是社会力量的觉醒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通过有边界的网络治理民主,推进现实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商政治体系。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变革,其政治转型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治理权的合作,推动全社会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协同,既寻求网络管理政策的新共识,也努力达成现实治理观念的新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文章给出了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意义、基本条件和中国贡献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其对世界政治理论内容的丰富、国际社会分析范式的创新和全球治理实践方案的提供均具有重要世界意义。在当代社会,为了全人类整体利益和集体安全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人民的现实需要,也是各国民众的明智选择。然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尚需诸如思想共识、制度规范和外部环境等基本条件。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主动实践这一理念,为世界的合作共赢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的现状、演进与展望 ——基于CNKI、万方和维普核心期刊的可视化分析

[提要]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话语表述,充分彰显出现代公共治理的中国特色。由于社会原子化发展及其矛盾张力,构建以实现社会治理为目标的共同体成为当下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本文以2008年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和维普的336篇社会治理共同体核心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构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系统地展现研究热点、主要议题、演进路径和前沿趋势。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兴热点聚焦于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尤其是社区治理和乡村振兴,强调治理创新以及与制度权威间的平衡对话和合作治理,形成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及发展、治理共同体的基层实践三大研究主题。纵观发展脉络,该领域经历了潜伏期、萌芽期和发展期三个重要阶段。未来要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多学科合作,继续关注基层社会,从工具性和价值性双向出发实现共同体的治理效能。     

农村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与农村现代化的推进

建构农村文化共同体,对解决当下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以农村基层组织为核心,综合利用地方文化机构、民间组织、农村精英分子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建构农村文化共同体,才能有力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夯实农村现代化成效。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体精神与和谐社区

本文在对经典文献中共同体及其精神辨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家族、宗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文化和绅士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较好的自治传统和共同体精神。由于社会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在当今社区建设中,最为核心的使命乃是培育出适应现代社区发展的共同体精神,如此才有可能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社区。     

责任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生逻辑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石,是社区治理规律深刻把握的创新方案、社区"一核多方"治理模式的升级版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形态.以主体有责、行动尽责、善治履责为基本要义的责任共同体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根本内核与内在意蕴,也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发挥治理效能的基本理路和作用机制.实践中,由于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权责边界、尽责动力和履责能力等责任落实障碍问题,致使治理共同体难形成和治理优势难以发挥.为此,通过加强教育增责、制度赋责、激励尽责、党建履责,推进"人人有责""人人明责""人人尽责""人人履责"的责任共同体建设,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及相互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后文简称“两个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执政精神的基础上,为解决民族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而提出的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治理理念。“两个共同体”是中国智慧与世界思维、经验基础与理论升华、相互依存与双向互动的内在关系;“两个共同体”的构建和铸牢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梦与世界梦共筑等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价值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理论与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从理念、目标到理论逻辑、实践路径都有创新和进步,丰富提升了人类的现代化理论,其重要经验之一是十分重视共同体价值与共同体建设。中国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卓越理念,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创造性地在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国家与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形成面向未来的、有利于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现代化道路。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逻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以复合性治理凸显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复合目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多重建构及其逻辑

在民族国家建构上,中西方各有不同的发展逻辑。文章从比较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特点,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贡献了中国方案。文章从传统与现代,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统筹全局与协同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特点和基本逻辑。     

社会合作：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创新的新视角

本文从社会合作视角对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创新做出探究。社会合作已成为政府治理理念的新视角与新方向,这决定了政府治理要做到政府与公众,政府与民间组织、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通过积极培育与公众共同的价值观、积极开展公众反馈机制、积极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让公众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基础;通过摆正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和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让民间组织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支撑力量;通过重构良好的政企关系让企业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支柱。在多元共治中查漏补缺,提高治理能力,打造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