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典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位次之辨正

近些年来,有部分学者主张,在宪法典中,国家机构宜排在公民权利之前。从根本上讲,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的位次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涉及到制宪者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主张至少在宪法典正文中宜将公民权利排在国家机构之前的主要理由是:这种位次可以更好地表示公民权利高于且重于国家权力,更好地体现个人权利先于并产生国家权力的逻辑关系,更好地反映国家权力来自于并服务于个人权利的宪法观念。     

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关系

为了深层次地认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形成压制的历史原因和摩擦冲突的现实状况,认为在二者各自的伸展空间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应该和谐相处,重点在国家机关要依法行政,同时要不断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     

论保障公民权利与制约国家权力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和以制约国家权力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制度是法治的关键环节。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保障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标；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实现一种动态平衡。     

论权利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意义——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冲突为分析视角

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这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条件;权利救济关系着国家权力滥用的有效防范,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和平解决,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     

西方宪政发展的文化变迁及其借鉴

通过自我修正式的文化变迁,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宪法文化表现了某些国家主义质素特征,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张力的动态平衡,谋求二者的文化中道,已成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宪政实践难题。和谐语境下中国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理论逻辑是：公民在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的国度里享有充分保障的自由和权利。     

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论市民社会背景下的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是行政法的核心,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背景下,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形态.市民社会背景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既分立又相互渗透,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也在相互渗透.由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都可能被滥用,因此二者的相互渗透既有积极渗透又有消极渗透.     

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策，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论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国家控制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内涵要求通过恰当地配置权利的方式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市民社会是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社会基础,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途径是“第三部门”的发展;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但民法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根本保障,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诉式宪法才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根本宪法保障。     

中国改革的权力--权利逻辑

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内在障碍。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权利观）的核心在于,权利决定权力,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回归是权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逻辑,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二元性对立在社会总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寻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健全互动,一方面,必须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权力和利益勾结的格局,建立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依靠法律制约政府权力。     

刑事诉讼中的交涉-说理机制

受职权主义惯性思维的影响，刑事诉讼中对抗制所具有的交涉-说理机制被忽视。交涉-说理机制的本质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市民社会为其力量源泉，建构理论为其认识论基础。探讨这一机制的理论基础，明确其本质及必要性，并探索其制度实践途径，有利于诉讼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构建，在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黑格尔国家理念述要

对于国家的哲学反思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以自由贯穿于法哲学的各个环节,黑格尔主张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自由的理念只有作为国家才是真实的。透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辩证性的逻辑运动过程,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统一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的伦理精神。作为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总体,国家是地上的神物;国家不是历史上的现象,而是关于客观精神的理念;国家统摄并高于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它们的真实基础。黑格尔的国家是理性与暴力的统一体,它是保守的、更是暴力的,具有集权主义的印痕。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公共权力边界调整

公共权力边界是公共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界限,它本质上体现了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系。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权力与市场、社会边界的调整和再造,形成科学的公共权力边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总体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边界划分日趋清晰,但也仍然存在着内部边界重叠交叉、外部边界规范化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权力效能的提升。公共权力边界受到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应当重点从政府职能定位、社会力量培育、程序正义规约、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来入手为公共权力运行设定合理边界。     

农业制度变迁与诺思界定产权的"国家理论"

1949-1978年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过程证明,诺思的国家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行为也有很强的解释力。政府的经济人行为不受社会制度的约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会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不断改变经济交易的规则,从而使这些规则完全失去激励,使经济增长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我国政府还具有强大的设计制度结构的功能:从工业化发展目标出发,改变土地产权结构,并创造出相应的组织、政策及意识形态。政府的这一功能已经超出了诺思国家理论框架的涵盖范围。     

论宪政与主权:权力的有限性与权力的合法化

民族国家的生成是现代立宪政治发展的起点 ,它使国家主权的正当化与合法化成为现代宪政制度的主题。宪政不仅是对国家权力体系中治权的制约 ,而且也是对国家权力体系中主权的支持。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作为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的 ,但是它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在后发国家的重演。置于这一历史背景 ,我们才能科学理解宪政与主权的关系     

理性思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国家的在场与家族共同体的消亡--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

本文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探讨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中,摩哈苴家族共同体在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的互动中消解的图景:国家"经济暴力"的利民性下沉造成了家族生产共同体的缺失,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下沉造成了家族仪式共同体的消亡,国家"话语霸权"的渗透性下沉造成了家族象征共同体功能的失落.也就说明,在"有国家的社会"中,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的背景下,国家与民间社会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弹簧式张力关系,而是国家在社会中始终占据主导性地位.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法律关系理论之正本清源

在现行法理学的理论中,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并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然而,这一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法律关系并不是单一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关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法律关系是权利—权利关系。由合法行为建立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权利关系,它会受到法律的肯定和相应的保障,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由违约或违法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它会招致法律的否定,可能会(不排除私法领域的合法"私了")由国家强制力介入将其解除。     

公共知识：“文化族群”/“国家民族”与公民

在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内,有关民族、族群与国家认同的讨论由来已久,争议颇多。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可发现,讨论大都以西方知识谱系为论据,生产出新的知识,其中有关＂文化族群＂与＂国家民族/现代民族＂的分类知识,呈现出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囿于二者区别的讨论,转而讨论一个新的知识点——公民认同。将以上讨论放置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的知识谱系中,有助于我们理解诸种知识的关系,也有利于为公共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