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

在近些年有关中国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中,“依法抗争”理论极具竞争力,得到中外学界甚为广泛的认同。分析表明,“依法抗争”与其说是抗争的手法和策略,倒不如说是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作为抗争的手法和策略,依法抗争存在内在的冲突,它既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是暴力的,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未必是真正的“合法”。这种策略性抗争,难以说是真正的“依法抗争”。作为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依法抗争”恰当地突显了当今国家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赋予民众抗争的正当性,及其在实际运行和执行中所存在的实际反差。对这些“法”,不管内心信任与否,依法抗争者均可将其作为抗争行动的正当性理由。如果说在西方社会,权利已作为不证自明的普适性价值和伦理诉求,社会运动理论对抗争政治正当性理据的疏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当今中国,当民众因社会情境尚需要极力正当化其抗争行动,理论研究就没有理由不关注包含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深层问题。     

生命意义的探寻——史铁生作品的中心意蕴

由于自身遭际的不幸，迫使史铁生不懈地探寻生命的意义，追问活下去的根据和理由。这种探寻是他创作的动力，探寻的结果构成了他作品的中心意蕴。史铁生的探寻是逐步深入和发展的。最早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同厄运作抗争，在抗争中争得人的尊严；继之认为在于从精神上无休止地超越人生困境，在超越中实现精神的升华；后来认为生命意义不在于任何现实的功利目的，而在于创造并享受“过程”的美好与精彩。史铁生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始终贯穿着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     

社会化媒体中的“日常环境抗争”——以“PM2.5”新抗争剧目建构为例

近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同时,社会化媒体中出现环境抗争日常化现象。以"日常环境抗争"形态呈现的"PM2.5"术语的社会化媒体传播过程构成了新的抗争政治剧目。此剧目仍属"解放政治"抗争范畴,但蕴含着"生活政治"的实现可能。作为抗争对象的国家同抗争者之间的持续协商是"解放政治"的出路,而国家由抗争对象角色转变为生态舆论引导者角色则是"日常环境抗争"内化为"生活政治"的关键。     

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四川保路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

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曾经呈现出和平争路的态势,其基本原因在于这场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运动的领导者依据对借款合同的研究,提出了"破约保路"宗旨及相应的恃法抗争举措。他们交替使用合法与非法手段,既动员了四川各阶层民众,也在一段时间内争取了四川地方政府的同情。在与清朝中央政府反复进行说理斗争的同时,四川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对峙态势与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随之形成。     

倾斜的生命天平——试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命运抗争模式

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几个女性形像个案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的命运抗争模式，她们抗争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权家庭的威胁和压迫、情欲力量与命运抗争的直接关联、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三个方面．当女性不是从自我内部寻求改变命运的支撑，不是在历经的苦难中靠自我的尊严支撑对生命的信念，那么这个梦迟早要面临幻灭的危险。     

论《俄狄浦斯王》中人与命运的抗争

《俄狄浦斯王》是典型的古希腊命运悲剧 ,在这出悲剧中 ,人的一切努力或抗争都成为徒劳 ,生命也因此成为一种幻觉。不能因此认为它的全部价值都在于表现生命的幻觉和抗争的徒劳。俄狄浦斯的抗争 ,其更深意义和更高价值是升华了俄狄浦斯的思想境界和整个悲剧的崇高精神。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维稳压力”与“去污名化”——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基层政府往往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关系,压制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能够深刻解释内陆地区的这种现象,但难以解释海洋溢油事件中的基层政府行为.在蓬莱19-3溢油事件中,康菲石油公司对基层政府的GDP增长、税收、就业和政绩等都没有贡献,但是基层政府依然走向了渔民环境抗争的对立面.研究发现,“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机制的运转由基层政府“对上负责”体制推动,去污名化机制的运转由市县范围内旅游和海产品出口等经济利益驱动.要扭转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格局,其根本在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地方政府污染治理与公众环境抗争的行动逻辑--基于博弈的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矛盾局面是导致环境抗争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升级的根源。对待潜在的或者已有的环境污染侵害行为是采取行动还是保持沉默,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因角色的不同而采取着不同的行动策略。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与公众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行动逻辑,认为地方政府未来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突破复杂的利益纠葛,将公众的环境诉求纳入污染治理决策。     

殊途是否同归：“沉默型弱者”与“抗争型弱者”的差异与共性——以河北杨乡征地过程中农民维权的两个个案为例

文章通过对河北省杨乡高速公路临时征地中两个个案抗争过程的比较研究,发现抗争者的身份特征、所处环境、抗争动机和表达形式的不同,影响着他们在抗争过程中的遭遇与抗争利益的获取.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农民内部抗争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面临的共同的外部结构压力,探讨当前中国农民对于抗争的认知与农民抗争的实质,揭示农民抗争面临的困境.     

抗争与赋权：对一起农村矿山水污染事件的社会学解读

农村水污染问题引起了村民的抗争。通过研究发现：农民的抗争并非是反对政府,而是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其自我赋权。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出路在于发挥传统农村社区的作用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     

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案例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业主抗争已经成为社区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在一些业主抗争案例中,互联网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研究案例,探讨互联网使用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为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等公共平台,并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的资源动员,从而有助于业主抗争。但互联网业主抗争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宏观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宏观权力会渗透到互联网空间中,并塑造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和抗争效果。因此,对于互联网政治效应的研究不能走向技术的乌托邦,而需要将其置入现实的权力场域,采用一种动态的视角,由此才能够建构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三通道特斯拉阀门结构设计与优化

在个体化转型视角下,农民的谋利型抗争动机和行动策略被中国式个体化进程中的国家权威、社会关系网络和核心家庭共同形塑。通过分析L镇的一起公共设施征地纠纷可以发现:农民谋利性抗争取向形成于农村社会个体化发展过程中权利义务观的失衡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欠缺,让具有“无公德个人”风险的弱势农民只能在风险社会通过增强核心家庭的经济实力寻求安全保障。同时,由于农村个体化进程中国家的主导性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工具化定位,抗争农民通过利益诉求正义化、抗争手段合法化和合作网络工具化的策略性行动来提高抗争成效。乡村社会个体化转型带来公共利益让位于个人利益的失序行为,需要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予以改善。     

论《金锁记》主人公宿命抗争的绝域之路

从宿命的角度审视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将会凸现曹七巧这一形象的人性价值与悲剧命运.她的被"食"、"食"人、自"食"的悲情三部曲,同时也是一种宿命的、抗争的、最终走向绝域的历程.     

依法抗争中的“法院不受理”现象研究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升,环境抗争事件时有发生,底层社会日益重视通过依法抗争维护自身权益,但时常遭遇"法院不受理"困境。它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法院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决,二是鉴于案件的敏感性等因素,法院不愿受理或不敢受理。其中,后一种类型的"法院不受理"源自利益链条或行政干预,主要存在于环境受损者的抗争维权、环境公益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等环节。"法院不受理"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导致环境公正受阻、司法认同危机、信访洪峰压力增大,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法院不受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为破解"法院不受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契机,但关键还在于推动司法独立。     

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     

剧幕与动因: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实证考察——兼及社会抗争

刑事社会抗拒是个体借刑事犯罪为手段实施的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抵制与拒绝,是一种由利益抗争演化而来的非现实性冲突。重大利益矛盾、抗争者的利益表达、强势方的持续打压和敌意释放是刑事社会抗拒演进的四个基本剧幕。而推动剧幕发展演进的基本动因是打压、合法性、相对剥夺感、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四个因素,它们交互影响并不断"形塑"抗争者的边缘化人格并被抗争者外化为不惜一切代价来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道义伦理展现方式。     

当代作家鬼子的本土化“存在体验”写作

仫佬族作家鬼子的小说体现出中国本土化“存在体验”的现代叙事特征:充满自由与挑战,试图追问苦难存在的根源,并进行着绝望抗争,竭力展现一种来自民间的坚韧、顽强的生命品质与存在本相;虽把人物命运推向一种极致的想象,却充分体现出生活的逼真感受与现实逻辑,发现人性弱点的集体无意识存在,从而获得一种必然的自我反省与批判认同;既注重小说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又保持了叙事的多元探索与个性特征,能在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中深刻体验生命的荒诞存在,并保持了一种世俗的但却永恒的力量。     

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

通过对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的农民环境抗争演变的关联性进行历时性考察发现,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与演变、形式与策略、效果与后果无不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限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抑或市场经济时期,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之间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在牺牲农民环境权益的同时促使环境问题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转化。化解这种紧张的根本之途在于深入改革经济政治体制,理顺中央、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农民环境权益的表达提供更为通畅、合理的政治机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