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派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理论误区

戊戌维新派对中国近代化道路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但因其理论上的失误，造成了百日维新的悲剧。其失误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与理论上不成熟     

论英国法刑事证明责任的实质蕴涵——兼评“阶段说”与“分层说”

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疑难,表现在应怎样理解"提供证据责任"的基本性质及法律定位.英国法中"提供证据的责任"不是实质意义的证明责任,只是"说服责任"的程序性展开.对本方而言,是"说服责任"的"反映",对对方而言,是"说服责任"的"反对".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说服责任"存在本质的不同.这是理解英国法刑事证明责任的"转移"、"分配"等概念的基础,也是厘清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性质的关键.割裂"说服责任"与"提供证明责任"内在关系的"描述"理论即"阶段说"与"分层说",在英国法中不成立.强调"说服责任"实质意义的"实质说",同时意味着强调"提供证据责任"依附意义的"光影说". 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消除对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模糊认识和对后续问题的深入研究.     

近代西方教育实验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

本文根据西方实验教育学派和欧美教育革新实验传入中国的历史,论述近代西方教育实验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客观评价了这一传播过程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更新变革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所起的历史作用。同时,文章还以教育实验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为切入口,指出：教育实验作为一种舶来品应该在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不断走向本土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实验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仍是当今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吉登斯论现代国家——兼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安东尼·吉登斯将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称为阶级分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与它不同的阶级社会。现代国家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它的特点是在与领土权的结合中行使主权和行政垄断权,实现了将暴力手段驱逐出劳动契约领域,建立在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的基础上,本质上是多元政治,极权主义潜伏于其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缺乏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预见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忽视了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吉登斯用反对“化约主义”来否定马克思的国家阶级本质论,必然削弱马克思国家理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     

来自边缘的声音——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磨难”

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给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产生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国内语境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本文试从中西方价值取向、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时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加以论证，以保证我们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辨证借鉴、吸收和利用。     

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兼评胡适介绍西方校勘学的得失

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较早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校勘学。他在该文中认为中国校勘学不如西方校勘学,特别是中国学者"推理的校勘学"并非校勘学的正途。其实,西方校勘学中也存在"理校"的做法,不论是校勘古典文献,还是近现代文本都必须使用理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理校的性质更偏向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在校勘中重视理校甚至超过文本。从具体的理校方法上看,中西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中西校勘学完全可以平等地互相借鉴、对话,我们对西方校勘学的研究需要超越胡适,继续推进。     

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基于上市公司的研究综述

概述了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的提出、发展与完善过程.综述了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资本结构的后果等方面的主要文献,归纳其观点和结论,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预期的完全不同,上市公司呈现出十分明显的股权偏好特征,资产负债率普遍偏低;股权结构是资本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股权结构的变化也会对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产生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治理的效应较弱;公司的成长性、规模、非负债税盾以及盈利性也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     

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之风鼓荡于中国,其理论渊源来自于西方,以法国为代表的强调公民理性联合的民族主义、以德国为代表强调共同族群文化信仰的民族主义尤有影响。其影响下,中国近代早期民族主义理论探讨中出现了民权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反传统民族主义等不同的主张。这些思考奠定了未来中国关于民族主义思考的框架,后世出现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盛行、多民族一体格局的成形、反传统民族主义的持续及文化民族主义的曲折等,都可见其历史影响。     

论重建市民社会与保障个人权利的关系

二十年多来，随着市民社会理念的复兴，市民社会思潮表现出全球化趋向。探讨市民社会的本质也就成了普遍关注的课题。我们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概念、特征、理论脉络的分析，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回顾来讨论重建市民社会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在一致性。     

生育权的私权化

生育权在其产生之初,是为了防御国家对公民私生活不适当的干预.而本文以为仅仅将生育权作为一种人权保护是不够的,于是提出了"生育权私权化"的命题.即应将生育权确立为一种私权(民事权利),适用于私人之间.并且在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制度的情况下,建立生育权的民事保护体系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     

论我国农民工民事诉权保障

民事诉权的切实享有和行使是农民工受损权益获得司法有效救济的重要保障.但《宪法》对民事诉权规定缺失,民事诉讼中起诉条件苛刻、程序复杂、成本过高、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判决执行难以及农民工自身诉权意识薄弱等,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农民工有效行使民事诉权.因此,只有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多措并举全面消弥影响农民工诉权有效实现的阻碍因素,健全保护路径,才能使农民工的民事诉权保障真正落展到实处.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功能的廓清与实现

学界和实务部门有关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核心功能的观点尚存争议,未能厘清各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制度利用者对不同功能的过度追求易导致制度功能发生异化。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核心功能仍为法律监督,并未转变为权利救济。在确有监督事由且有监督必要之情形下,权利救济是法律监督功能的自然延伸,因此也应重视权利救济的补充功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建构法治秩序等。社会转型背景下,民事诉讼检察监督需同时注重法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应在注重法理功能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功能,进一步注重息诉等社会功能实现的路径和方法,同时须避免制度利用者过度追求非核心功能导致的功能异化。     

论法律监督与公民权利保障

2004年全国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修正案,标志我国人权保障进入新的时期。人权从字意上看就是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基本权利在法律规定中表现为公民的权利。为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我国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原则出发,设计与安排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其中在人民代表大     

市民社会对人权的建构

对于人权的起源与发展,要从市民社会理论探源。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才形成人权要求,市民社会确认了人权主体和基本人权,并对这种人权实质做了揭示。在人权实现上,马克思认为基于政治解放局限性无法充分实现人权,市民社会中的人权存在极大不平等性,只有变革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人权。     

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

就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及司法实践来看,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显得薄弱和不足。完善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度应打破“先刑事后民事”的传统立法理念,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观念;确认刑事被害人对权利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对刑事被害人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致损失而提起的诉讼法院均应受理;允许对应负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价值及其立法发展

一般人格权是以人的自由、尊严和安全为标的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权利。它的发展不仅是现代民法的进步,更体现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所在。人格利益的多样化不仅丰富了它的内容,而且作为具有一般条款性质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论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人权观念的发展,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变得更加复杂.文章认为,在采取总括的保护主义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的同时,还应扩大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范围.文章在对胎儿具体民事权利加以列举之后,对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程序规则和诉讼时效规定也进行了探讨.     

论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

维新派的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 ,适应了近代中国政治现实和民族救亡的迫切需要。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消亡 ,他们依然高举自己的民权旗帜 ,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权思想的内涵。他们不再沉湎于就政体变化的角度来奢谈民主 ,而是将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国民看作立宪政治的基础 ;不再借助于圣人的权威来宣扬参与政治改革的自觉性 ,而是直截了当地倡导自由平等 ,要求树立“新民”榜样 ,阐明了国民参政意识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 ,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中民权主义的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