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探略( 1908 -1914)简

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始于1908年,迄于1914年,可分为省、府厅州县、城镇乡三个级别。它扩大了湘省民众的政治参与,促成了湘省代议政治的出现,但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地方自治风潮,如选举风潮、地方官与自治机构的冲突、由自治职员滥用职权而引发的风潮以及绅董权力之争等。     

青年毛泽东地方自治思想

地方自治思想是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接受并亲身实践的一种重要思想 ,他从实现真正民治的目的出发 ,提出了湖南民族自决、建立湖南共和国、“湘人自治”等主张 ,这些观点有别于当时地方军阀所提出的“联省自治”的主张 ,亦与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存在一定的区别 ,这些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清末民初湖南地方自治运动简论

清末民初三十年间（1895-1926）,地方自治在湖南受到持续关注,并演化为一场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政治运动.运动经历维新期间的萌芽、辛亥前后的初兴和民国初年的高潮三个阶段,促成了湘省民众的政治参与及湘省政治权威的重建,具有全国性影响,但也充满了治与乱、官与民、言与行的矛盾与悖论.     

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国家转型与建设的政治运动,但是这场运动的发生却有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如果说联邦主义理论是知识分子认同与推行联省自治运动的外来学理依据,那么对于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后来的地方军阀而言,影响他们认同联省自治运动的则是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联邦制理论主要希望通过省自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宪政国家,完成国家的统一.而地方主义的着眼点则在于维护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地方军阀在省区的既得利益.地方主义既为联省自治运动在中国找到一定落脚点,但又制约着联省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推动联邦制运动的力量基础不一,最终形成联省自治运动发展的困境     

地方自治中的统一诉求——北洋时期四川“省自治运动”研究

北洋时期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国家陷入分裂。由于中央推进“武力统一”受挫,以“省自治”实现地方统一,进而联络数省实现区域政治一体化,成为“武力统一”的替代方案。处于南北交锋地带的四川,在北洋政府“武力统一”过程中呈现分裂战乱局面。为结束地方分裂,四川在驱逐“客军”后脱离南北阵营,收束地方军队,制订省宪,初步实现省自治与局部统一,并与湖南等省联合推动旨在抵制北洋政府“武力统一”、自身却同样包含“统一”取向的“联省自治”运动。然而,由于支撑自治的地方军人缺乏统一实力,以“省自治”整合地方进而建构统一国家的尝试难以实施。随着省自治失败,北洋时期的政治整合最终重回“武力统一”轨道。     

昙花一现的联邦制理想——解读沈钧儒的《联省民治谈》和《楼居七日记》

清末新政开始的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后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民主派的联邦制共和国理想与地方实力派的封建割据私心互相交织在一起,兴起为联省自治运动。风行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是如何消解的?该文通过剖析褚辅成、沈钧儒于1927年4月在国民党蒋介石“清党”中遭囚禁的前因后果,揭示了当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与蒋介石要建立一党专制独裁体制之间的冲突。褚辅成、沈钧儒追求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使他们从这时就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分道扬镳,并开始与中共合作,以此为线索,揭示了人民政协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     

论湖南自治运动的起因、意义与失败原因

湖南因其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当时地方自治的首倡省,也是率先制定和通过省宪的 第一省.湖南自治实践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湖南省宪法>成为我国破天荒出现的第一 部被使用的省宪.但因南北政府对湖南的争夺,湖南地方军阀将自治作为排除异己、巩固割据统治的工 具等原因,湖南自治最终归于失败.     

论湖南自治运动的起因、意义与失败原因

湖南因其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当时地方自治的首倡省，也是率先制定和通过省宪的第一省。湖南自治实践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湖南省宪法》成为我国破天荒出现的第一部被使用的省宪。但因南北政府对湖南的争夺，湖南地方军阀将自治作为排除异己、巩固割据统治的工具等原因，湖南自治最终归于失败。     

四川联省自治运动述论

四川联省自治是四川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发起的 ,但为四川地方军阀利用和操纵 ,最后被直系军阀扼杀 ,四川地方军阀借以自保的迷梦和四川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愿望均告落空。四川联省自治的结局说明 ,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障碍 ,在军阀纷争的格局下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必然归于失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联省自治运动的破产也是必然的     

李剑农联省自治思想研究

李剑农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他积极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创办《太平洋》杂志,宣传地方自治,是联省自治思想的重要倡导者。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李剑农更是站在前列。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联省自治的理想未能实现。但作为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页,联省自治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简论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整理

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公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但没有得到执行;为增强战时国家财政统筹力量,1942年又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规定了县和乡镇自治财政的各项内容;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恢复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加大了地方财政收入,使地方财政逐步剥离出来,但由于强化统治,使得地方财政的整理变得摊派横行。     

长沙《大公报》视域下的湖南联省自治思潮

湖南联省自治的进行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毛泽东、龙兼公、彭璜等领导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湖南自治运动,另一条是谭延闿、赵恒惕等主导的以军阀、政客为主体的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思潮最终随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垮台和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去职,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在联省自治思潮兴起、发展时期,<大公报>一直致力于联省自治的报道,并始终站在民主的层面上解读联省自治,以鼓吹宪政的形式希望达到湖南的完全民主政治.青年毛泽东也曾以<大公报>为阵地,积极宣传联省自治主张,他对联省自治的解读,着眼点放在地方自治这一环节.     

宪政视角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县银行制度史论——以规则变迁为中心

民国时期,我国银行体制配合行政组织结构逐步开始了三级建制,即国家银行（含中央银行与特许银行）、省银行、市县银行。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随着国家统制金融体制的推进,地方银行越来越明显地受控于国家。其中,自孙中山始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后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构成了县银行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县银行的发展及1940年县银行法的公布皆受制于此。     

民权意识之扩张：舆论中的湖南自治运动考察——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且是唯一一个实践了省宪自治的省份,故而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众多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使得湖南自治脱离了地方军阀及官僚所预设的官绅包办自治的道路,社会大众的民权意识得到了较大扩张。长沙《大公报》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大量报道,从舆论角度呈现了当时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态度,展示了在该运动推动下,地方读书人与普通民众的民权意识大为扩张的时代情境,尤其是在官治与民治、省宪与人权等多种政治诉求的交织博弈中,近代中国历史曲折发展的复杂面貌。     

地方自治:民权与民治的制度依托--何启、胡礼垣的地方自治论说

地方自治作为晚清维新论者伸张民权的基本制度载体 ,一直受到推崇。在甲午战争前后众多地方自治论者中 ,何启和胡礼垣是较早从民权、民治意义上提出和阐释地方自治主张的政论家。甲午战争前 ,他们立足于“布公平”的意旨 ,主张开设地方议院、公举议员。甲午战争后 ,他们以天赋人权为据 ,强调恢复民权首先在于各级议院的创设 ;并依据分权等思想 ,提出和详尽阐释了在中国省、府、县、乡镇一律实行自治的主张。     

联省自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原因新探

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对整个20年代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运动之所以在这一时间段兴起,原因可归结为三点:军阀混战后政治格局发生变动,不但南北不能统一,而且北也不能统一北,南也不能统一南;中央集权衰弱,地方势力膨胀;各阶层人们支持联省自治。这三种因素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了联省自治运动的兴起。     

民国初年联省自治运动的政治困境与民主发展

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一次把联邦制理论付诸实践的政治运动。运动的目标是希望以美国等典型联邦制国家为参照物,把中国政治体制从中央集权制转换为联邦共和制,以实现完成国家统一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双重使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联省自治运动始终面临其无法克服的政治困境,最后以失败而结束。但是,联省自治运动的推行又是清末以来地方自治建设的最高峰,它对于破除军阀专权、弘扬法治和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做出了有益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中国的民主发展。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在“新县制”中的背离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实行直接民权、以及实施地方自治的具体方法等,地方自治不仅为一政治组织也为一经济组织。1939年国民党推行新县制,号称继承总理遗教,改革基层组织,设立民意机构,逐步建立独立的地方财政,并调整新的党政关系。但是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和新县制实施的指导思想、自治向度和强调重点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和背离,这与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还不够成熟以及国民党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     

黄遵宪：渐进主义的地方自治构想

黄遵宪是“清末”预备立宪前现代意义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尝试者,他创立了以“自治其身,自治其乡”为起点的逐级推进地方自治的思想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地方自治的经典模式。黄遵宪对地方自治的最初认识始于1877年,其以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随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地方政制做了细心体察。他认为,中国贫弱源于政弊,政弊之端又在官集权于一身,致使民权丧失、民智阻塞、民气不昌、民力衰弱。而破除政弊之道在于伸张民权、开启民智和壮大民力,破除政弊之法又首在地方自治。在他意愿中,“自治其身”可以养成国民自治资格,“自治其乡”足以奠定自治的基础。它是破除专制集权的开端和赋予民权方式,最终使中国走向立宪政治的途径。     

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些基本原则的再认识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和某些报刊的文章中 ,我们发现有些同志在对民族区域自治法本身的理解上存在着模糊认识。因而 ,有必要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再认识。①我们常说的民族自治地方既有“民族”又有“地方” ,因此既不能只说“民族自治” ,也不能只说“地方自治”。②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由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而不是由一两个民族行使自治权。③只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才是国家法律。只有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才是地方性法规。“尊重”和“保障”自治权 ,并不说明自治地方的自治法规可以规范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 ,如果那样 ,就颠倒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④自治条例的全面性、综合性就决定了它只能是代表全自治地方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法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