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运用现代“革命”意义的历史探源——从康有为说起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现代"革命"知识侵入中国。近代国人在格义或运用现代"革命"意义时,总受缚于中西"革命"知识系谱的冲突。康有为围绕着"勤王"、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的主题,积极或消极地运用现代"革命"意义,并使儒家革命不断地与现代"革命"知识系谱融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失去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领导权。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或立宪派)与革命派联手造成了儒家"革命"的"主体"、"内涵"、"道德标准"、"本质"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型,为推进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探索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从1922年到1927年,中共领导人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进行,第一步革命成功后必须立即转入第二步革命,且可能实现两步革命和平转变的认识。同时,他们也大体指出了实现两步革命直接转变的必要条件。     

圣西门论法国革命

圣西门的法国革命论认为,法国革命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尤其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实业力量的成长与封建神学体系矛盾发展的结果,因而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必然的。但是,由于作为"中间阶级"的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操纵和指挥革命,这场革命成了"资产阶级"的而非"实业家"的革命。从而背离了法国革命的宗旨,使革命逸出了常轨,因而法国革命的实际成果非常有限。尽管如此,法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普遍革命的新时代,从而为实业社会开辟了道路。近代社会是实业社会,实业家应该不失时机地占领政治舞台,通过与王权的结盟和平地进行社会改造,以建立实业社会,这既是法国革命合乎逻辑的解决,也是它的归宿。     

国学中的“革命”论及其当代反思

"革命"一词,源出《尚书》和《易传》,与汤、武革命紧密相连。它有三个特点:一是臣民推翻君主;二是诉诸暴力手段;三是"诛无道",为民请命。"革命"作为维护"民本"、捍卫"民权"的一种手段,对君主专制下暴君暴政构成了一种威慑,具有积极、进步的法理意义。不过后来历朝历代的某些"革命",都走向了反面,这却是值得引以为戒的惨痛教训。衡量"革命"正义与否、合法与否的试金石是看其对人民是否有益。有益,这种"革命"就是值得赞赏肯定的;无益而有害,那么,这种"革命"就是值得警惕防范的"假革命"。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概念的认知变迁

革命是稳定性的概念,古今中外有着基本的理解和认知;革命更是开放性的概念,对其认知与理解存在着广泛的时空差异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概念的认知,既保持了相对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毛泽东保持了"政治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概念与内容认知延续;邓小平实现了"改革开放"为中心的革命概念与内容认知转换;习近平开启了"社会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概念与内容认知创新。考察和研究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概念的认知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未完成的启蒙——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新解

从启蒙现代性的视角来看,《我在霞村的时候》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提出了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的重大命题。但是这一主题被小说表面的"革命"叙事所遮蔽:"革命"中断了"启蒙"。一般来说,"革命"并不一定总是与"启蒙"相冲突,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显然认为,"革命"是与"启蒙"相冲突的。这就构成了小说在结构和叙事上的内在张力,使得它的意蕴扩张,具有了超越"革命"的不一般的意义。     

左翼作家的革命情结研究

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源于现代化的焦虑与渴望,在苏联革命的启示下,他们选择了由革命而走向"现代"的道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过程。这种革命情结在政治的肯定、诱导下逐渐定型、僵化。从革命视角出发,左翼文学中出现了贬低知识分子、美化工农的倾向,造成了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错位。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而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理论,应该为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因为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李冰若和卢冀野之"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     

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正当性之证成路径

蔡和森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蔡和森沿着"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的路径,首先批判传统儒墨思想,用新道德观、新义利观对传统伦理注入了价值逆反,形成了民主主义革命观;而后,蔡和森受陈独秀、李大钊的西方近代革命思想影响,吸收马克思主义革命说;同时,蔡和森与毛泽东探讨革命的手段与目的,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形,提出"马克思主义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的理论,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文章围绕秩序、法制与革命,梳理蔡和森论证中国革命正当性的路径。     

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通过爱情"得"与"失"的叙述来体认和确证革命的超验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克理斯玛"信仰,因而充满了"布局的欲望"。恋爱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述功能,这既是"革命的艺术化"叙事理念展示,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再生的普遍文化心理再现,更有隐身其后的现代文人追求"圣道"传统心态的在场。     

修复集体记忆——对近年来革命文化再度勃兴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革命文化的再度勃兴。这种革命文化的再度勃兴实质上是主导意识形态在力挽被不断变异的革命之像以及芜杂的革命记忆,积极修复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重新确认革命正当性并强化政治合法性,力图使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吻合,从而增强主导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当前,对革命集体记忆的运作既有必要性,也困难重重。革命集体记忆的"语义环境"越来越显示出不利于革命集体记忆的因素,对革命集体记忆的修复活动,即对革命资源与时俱进的凡俗化处理,因为"错位"而难免尴尬。     

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

20世纪40年代新疆发生了反对地方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但是在前苏联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导引和苏联势力的控制下,出现了寄生于三区革命运动的分裂政权。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三区革命中的"二次革命"成为扭转三区革命性质转折点,"二次革命"使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毒瘤"的桎梏下解脱出来,高举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旗,步入真正的革命正轨;"二次革命"也使当时的新疆各族民众第一次在本民族内部受到了正确的国家民族观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新疆民众政治觉悟和国家认同。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三重维度——以安徽革命实践为例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以地域文化为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在安徽革命实践中涌现出的大别山精神、新四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渡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三不朽"具有关联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安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对"三不朽"做了新的诠释,丰富了"三不朽"的内涵与深度.     

两种权利观与美法革命道路——基于美法权利宣言的文本分析

美法革命同为"启蒙之子",何以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们从美法革命的两份权利文本出发,论证两场革命包含着不同的权利观:法国革命指向一种"厚的权利观",而美国革命指向一种"薄的权利观",前者承诺的权利更宏大、积极,更具集体性和公共性并且更丰富,后者则相反。两种权利观深刻影响了美法两场革命的命运。法国革命的权利承诺虽然更"厚",但因其混淆"善"与"权利",忽略权利实践的资源成本约束、多元价值约束以及传统文化约束,其承诺反而最终落空,而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为推动革命走向持续动荡的"势能"。美国革命的权利承诺虽然更"薄",但其政治现实主义精神为政治妥协提供可能,为点滴改良奠定了观念基础。     

试析鲁迅的"民主革命"观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作为现代作家的鲁迅,首先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具有理想性的思考,初步形成其"民主革命"观;其次是这一思考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行了具有现实性的不断修正,以完成其"民主革命"观,并以此引导着民主与革命的中国之思.     

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与日本之微妙关系

在"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积极寻求日本的援助.日本政府、军部、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时而阻挠,时而支持,时而参与.中国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与日本的关系是密切而微妙的,从中也反映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的复杂性.     

在场与追忆——《东方杂志》建构“辛亥革命”话语的历程

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东方杂志》是见证与传播"辛亥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文本。清末,它以立宪派的舆论机关身份在场参与了具体的政治变革活动,并以"选报"的体例广泛记录与"革命"相关的历史事迹,对"革命与改良"的重大政治议题发表了自己的声音;民国以后,它以公共媒介的定位对"辛亥革命"进行持续的追忆,不断激发"革命"符号中的价值元素,从而在其存世期间较为完整地建构了自己的"革命"话语系统。《东方杂志》这种成功的传播现象,既在丰富"革命"话语的内涵与文本样式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近现代报刊媒介如何进行长时段的、有效的社会舆论动员与思想启蒙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     

现代汉语诗学:诗美的衰减与变形

现代汉语诗学的发生,从汉语诗歌引入现代汉语及其诗学开始. 近代"诗界革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是解决了这一问题的[1]).汉语诗歌持续发展数千年,至晚清黄遵宪"诗界革命",一直持续的是古代汉语载体形式,黄遵宪的贡献在"我手写我口"[2],而这个"口",是"六经之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的非经典话语,是真情实话,但并非现代汉语.诗界革命的成果解决了新词(含翻译词)的入诗和意义的翻新.但第一,"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不同的,就在于突破不了古代诗学规范,诗律与诗体没有革命,这是古代汉语诗学最坚固的堡垒;第二,没有用白话即现代汉语写诗,因此,现代汉语诗学最多只在诗的音乐性上有所滥觞[3],但并没有诞生.     

始兴县革命斗争史略

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始兴革命进步分子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被誉为"始兴革命先驱"的张光第于1922年春参加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8月,张光第、李大光、钟远徽等70多人在县城成立了革命组织"新兴社",出版进步刊物《始兴青年》,开办"宣传所",宣传反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