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易》书法与《大雅·凫鹥》首句解读

《诗经·大雅·凫鹥》首句“泾”字,传本《郑笺》谓“水名”.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该“泾”字与篇中“沙、渚、潨、亹一例”,今本《郑笺》“水名”为“水中”之误.本文依《诗经》及《周易》的书法体例,证实段说不误.或据误本《笺》语谓“泾为豳地之川,公刘国豳,故即所见以入咏”,断《凫鹥》为公刘时诗,恐难为的论.     

公刘迁出地考

《诗·大雅·公刘》是周人史诗之一,它叙述了周人先祖带领周民迁豳的史绩。诗中生动地描述了周人告别故地、沿途辗转、寻找、最后定居于豳的情景。但诗中并未明确交代迁出之地。自《诗毛传》以来,治《诗》者多主自邰迁出之说,然按诸史籍,殊为不符,故今为之考。公刘迁豳非自邰邰,是周的始祖后稷的封地,故址在今武功县境内。首倡迁由自邰说者为《诗毛传》。《公刘》第一章《毛传》：“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邑于豳。”其后,治诗者多从其说。郑玄《诗·豳谱》、孔颖达《毛诗正义》、王先…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古史上的井田制度

一井田制是我国历史上极重要的土地制度,它应该是世界历史上土地所有形式中的重要的范例。那么,井田制是怎样的一种土地制度呢? 大体古老的人类,从经营农业的一开始,就有个规划的问题。《诗·大雅·公刘》篇说,“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周礼·大司徒》篇也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然后“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这是第一步。第二     

“有教无类”广议

《论语·卫灵公》有言:“子曰:‘有教无类’”。历来对此“类”字之义约有两解,实皆于理不合。一曰类即种类,即今日所谓民族。《荀子·礼论》:“先祖者,类之本也。”郑玄《周礼》注:“族,犹类也”。明人高拱《问辨录》谓“类,是族类,言教之所施,不分族。”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亦可找出不少根据,如《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左传·僖公十年》:狐突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三十     

“南仲大祖”考——读《诗经》札记

《诗·大雅·常武》云:“赫赫明明,王命卿土,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南仲之名又见于《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常武》诗《毛传》曰:“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为大师。”《孔颖达疏》说:毛以为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大祖之庙”。是《毛传》把大祖释为王命之所——大祖之庙。按《诗经》中“祖”字凡二十七见,除     

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从邰的地望说起

在周族人的早期历史上,邰这个地方十分重要,《诗·大雅·生民》曰: 即有邰家室毛传云:“邰,姜嫄之国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后稷于邰。”孔颖达疏:“言国后稷于邰,犹《文王》笺云‘国于周’。后稷以前未有国,于此始封也。”《史记·周本记》:“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     

释“其军三单”

《诗·大雅·公刘》载公刘率周族迁徙至豳地时,“其军三单”。这里所说的“其军三单,一般情况下往往根据郑《笺》解释,理解为三军。其实,此时周人尚处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根本谈不上有正规军队,当时的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其军事组织也同于氏族组织。这些是原始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共同情形。可见“三军”之说若用后来的西周兵制作解释,单纯以为是一种军事现象或军事形式,鄙以为是不正确的。     

《周易》与民族审美心理

《周易》作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化元典 ,有“群经之首”、“大道之原”的美称 ,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沾溉着后世万代。本文拟对《周易》蕴涵的民族审美心理作一初步探讨。一、阴阳之美“阴阳”观念产生较早 ,在西周铭文中就有“阴”与“阳”的文字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1卷 ,第 74页 ) ,大概指的都是方位。《诗·大雅·公刘》有这样的诗句 :“既景乃冈 ,相其阴阳。”也是指方向。从这些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古人最初关于“阴阳”的概念。此后 ,《国语》、《左传》、《老子》等文献中都多次出现“阴阳”概念。而老子提出的“万物负阴…     

试论赋的源流及演变

诗词歌赋,是我国古代韵文的总称。而赋又别于诗词歌,独与文相近。赋同诗词歌一样,是我国文学的瑰宝之一。本文拟就赋之发生发展的历史探讨一下赋的某些特点,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份文学遗产的重视。(一)赋,最早见于《诗·大雅·燕民》:“明命使赋”,“赋政于外”。《传注》:“赋,布也。”《笺注》:“赋使群臣施布之也。”国王命臣将政令施布于民,也即铺     

钱谦益诗歌略论

<正> 谦益是明末清初诗坛大家,曾被称为“明末诗雄”、“清诗开山”,于当世及整个清代都具有很大影响。凌凤翔在其《初学集序》中说:“窃惟宗伯诗,适当诗派中衰之际,实开熙朝风气之先”。凌氏历数诗派递嬗,指出明诗至竟陵和云间体而衰微。“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在《有学集》序中又赞谦益之诗:自天启甲子后迄于本朝初年,有诗如干篇,时贤共称其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不可测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乎。《采苓》怀美人,《风雨》思君子,其悯时忧世,三致意焉,宜可传也夫!谦益共约2300余首的诗歌,内容相当广泛。他用诗歌反映了他所处的明清鼎革、历史巨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     

诗词中的草木禽鱼问题

孔子教育他的学生要学《诗》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关雎》作于陕西合阳考

《诗经·周南·关雎》的主旨众说纷纭。在甄别各家之说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关雎》在《周南》中的地位及其具体内容,确认《关雎》的主旨是歌颂后妃之德,继而证明此后妃乃周文王之妃大姒。根据《诗·大雅·大明》可以确定大姒是有莘国的长女,再根据《水经注》、王夫之《诗经稗疏》《嘉庆重修一统志》及焦循《孟子正义》等的观点可以证明有莘国即今陕西合阳,最后确证《关雎》一诗作于陕西合阳。     

嫦娥·癞蛤蟆·天鹅及其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探源

《诗·邶风·新台》的最后一节: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诗序》指出:“《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故当代学者推断这诗“盖出民间歌手。”有的研究者解说此诗,即言“这首歌讽刺(卫)宣公,把     

汉魏六朝赋断论

关于赋的渊源,是目前赋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认为赋源于《诗》,赋的美刺讽谏的宗旨出自《诗经》的传统。“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国《两都赋序》)“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为封建社会历代赋论家所宗,这还     

谈嵩岳与嵩岳文化

嵩、岳是对高大山体的称谓。位于河南登封的嵩山即取名于《诗·大雅·荡之什》“崧高惟岳 ,骏极于天”一诗。这在后来郭璞、朱熹等人对《诗经》的注解中可以得到证明。自汉武帝亲登嵩山之后 ,嵩山始被称为中岳 ,经籍中有关嵩山的记载也多了起来 ,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嵩岳文化。     

“水浒”书名及相关问题

《水浒传》书名“水浒”当源自《诗·大雅·緜》;作者施耐庵对宋江等人的结局无限的哀惋浩叹,其以“水浒”名书的用意十分深刻委婉。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李白《古风》（其一）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这是李白对大唐盛世从诗歌（文学）与政治两方面的赞美与期待，亦诗之主旨所在。“我志在删述”，是李白欲效法孔子，对“圣代”诗歌加以总结性的整理加工，编成一部类似于“诗三百”的“圣代诗”、亦即当代的“大雅”以流传于后世。“获麟”意同“杀青”，表明“删述”之事完成。诗对扬、马赋持正面评价，“扬马激颓波”之“激”意为遏制。诗将建安以来诗歌演进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绮丽”，既是以“大雅”、以扬马赋为参照，更是以盛唐诗歌为参照，“清真”正是对“绮丽”的反正与批判。     

从上博简《诗论》第25简看孔子的天命观——附论《诗》之成书的一个问题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提到“《肠肠》小人”,其中的篇名应当是《大雅·荡》篇,而非《诗·君子阳阳》篇。《荡》篇首章与后七章在辞语、文意等方面皆有重大区别,后七章系汉儒混入者。其首章方是真正的《荡》篇的一部分。从这章内容看,它抨击和咒骂天命,正是孔子所谓的“不畏天命”的“小人”之貌。简文为判定今传本《荡》篇的后七章属于另篇提供了重要旁证,并且,对于认识《诗》的成书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心雕龙·史传》引用《诗经》考论

《文心雕龙·史传》四处引用《诗经》,涉及《大雅·文王》、《大雅·荡》、《小雅·天保》三个篇目,可分为以别称代《诗》以称述、直接引用和化用《诗经》成辞两种类型。这既是刘勰“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论思想的具体实践,又是刘勰创作观念与创作实践双向互动的经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