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路径

当前,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已经成为一场现实的运动,它意味着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革命,特别是以公共行政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会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问题。由于近代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在这场变革中,必须选择构成主义的而不是结构主义的变革路径,而且,人类也完全能够在构成主义的路径中自觉地规划革命的进程。后工业化的社会革命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它的观念形态还是实践形态,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公共行政的变革则是其突破口。这场变革的基本目标是,建构合作的社会及其道德的制度。     

政治学视阈的制度文明演进特征

制度文明是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改造自然界、社会及自身所积累的制度方面的积极成果.以政治学的视角观之,制度文明的演进实质上是落后的制度形态为先进的制度形态所替代的过程.制度文明的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说,制度文明演进的特征主要体现为：进步的制度在演进中逐步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制度形式由单一走向多元、系统;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思想文化领域内会产生重大变革.     

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前提下的世界体系,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将生活在“全球社会”中。全球社会的建构将对道德和文化提出全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遗产中不可能获得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加以建构。实际上,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已经带来的社会变化看,正在为我们去建构起新型的道德和文化做出准备和提供条件。全球社会中的道德与文化将是建立在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前提下的,需要满足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生活和活动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在行动上表现为合作治理。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通过合作和信任把握历史的脉动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合作和信任的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背后,包含着人类走向后 工业社会伟大变革的内涵。在后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生活方式建构和行为模式规范上,都需要基于合作和信任 来进行。而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也将会证明合作和信任是共同体生活必要的基础。     

论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兼评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意识形态"

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深刻的历史转型,它同时也意味着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冲突的终结.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根据后工业化的现实提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方案,那就是建构合作意识形态.张康之教授要求把合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来认识,认为合作意识形态是合作型信任文化的组成部分.显然,这一建构合作意识形态的想法是一种理论创新.工业社会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冲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苏东事件"后,西方学者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征服全球而大获全胜.张康之教授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是在指出,后工业来临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终结,也表明全新的合作意识形态的兴起.其实,合作意识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解决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重建问题.     

基于社会转型的制度重建之构想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制度模式是在近代建立起来的,它是适应民族国家社会运行的要求而建立的.目前,人类正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全球化运动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边界,把整个世界捆绑到了一起.这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制度模式正在面临着一场全面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置于同一个起跑线上,需要共同承担起制度创新的任务.信息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后工业化进程的启动,而网络的辐射效应则反映在整个社会的网络化上,从而使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产生成为可能.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而不是竞争的,工业社会建立在人的竞争基础上的制度,也就必然为建立在合作关系基础上的制度所取代.     

促进性规则、道德制度与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框架

制度是有历史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的社会治理制度也有着类型上的差异,并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更替.不过,由于道德的非规则化的特征,迄今为止,道德制度仍然只是学者们的一种想象,而未能变成现实.其实,道德并不是不可规则化的,它虽然不能通过控制性规则而得到规则化,却可以通过促进性规则而得到规则化的表达.所以,促进性规则可以成为道德制度的一种建构途径.道德制度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基本的行动框架,但它并不是服务型政府制度框架的全部内容,除了德制,服务型政府的行动同样需要法制的保障.在服务型政府中,德制将承担起扬善的功能,法制则将承担起惩恶的功能.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论为了竞争的合作与超越竞争的合作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竞争的社会,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广泛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建构起了竞争行为模式。竞争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合作的行为,但是,这是一种为了竞争的合作,是为了获得合作优势而进行结盟的做法。现在,人类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合作的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可以相信,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竞争的社会向合作的社会的转变。在合作的社会中,合作获得全新的价值,也成为人类建构更加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     

制度发展模式的哲学思考

在人类制度发展中,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是制度发展的两种模式。前者是经验模式,后者是理性设计的模式;它们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自发性和自觉、自为性。但二者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对中国制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范式的流变——兼评福利理论范式的变迁

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及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观在适时地调整变化,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制度范式意义的几种不同的社会福利体制、福利政策、福利供给模式及相应的理论范式:"福利国家-政治经济"范式、"福利社会-道德经济"范式、"福利组合-混合经济"范式和"福利网络-社会经济"范式。每一种范式都是社会福利制度历史演进的表征,其制度建构、认同乃至制度危机与创新的过程,体现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的轨迹,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自觉、反思和批判的过程。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的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期,那就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果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协作的社会,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会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工业社会的协作是与竞争共生的,协作与竞争是工业社会的两个面相,也构成了一对矛盾。后工业社会将意味着工业社会中的协作与竞争得到扬弃,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合作将是协作与竞争的"合题"。后工业化的实际进程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它积累起了许多能量,对于工业社会而言,这种能量是破坏性的,而对于后工业社会来说,这些能量则是宝贵的资源。基于后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去对未来社会进行理论构想,正是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的任务。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

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论组织从竞争到合作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组织以及组织间的关系,是一个从斗争到竞争再到合作的发展进程.工业社会的组织中以及组织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是协作与竞争同构的组织形态.经典的组织理论较多地看到了组织协作的一面,对于组织竞争的一面则很少涉及.到了20世纪后期,关于组织竞争的一面得到了认识,并被自觉地引入到组织运行机制的建设中来,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但是,对组织竞争机制的自觉运用受到了质疑,事实上也产生了许多消极效应.历史发展的最新趋势表明,在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将会出现一种不同于近代工业社会的主导性组织类型,它将是一个合作制组织,它在一切方面都会用合作替代竞争.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合作治理打破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是一种由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而开展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是与合作型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与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长起来的。     

社会工程视域下“社会关系生产”的新形态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建立和谐有序并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提供协调发展动力的现代社会关系,是人类适应、依赖和改变社会的自觉能力的重要标志。社会关系发展、变革和演进既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又是社会主体参与、设计、建构的创造过程。在社会工程视域下,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形态,合乎马克思"社会关系生产"形态的演进逻辑。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形态具有整体性、人本性、开放性和历史性等时代特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全球化与地域化的统一,构成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基本向度,以尊重社会规律为前提、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旨归、以构建民主和谐社会制度为目标是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三个价值取向。     

论社会以及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以及组织结构都出现了"非中心化"的趋势,传统社会及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为网络结构所取代。后工业化是走向合作社会的运动,而合作社会及其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就是网络结构,这一结构是与组织中的信任与合作联系在一起的。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社会以及组织的网络结构特征来认识信任与合作的价值。     

解读生态文明

对于生态文明,一种解读方式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将生态文明理解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台阶。另一种角度是将生态文明理解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整体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论何种理解,都需要理论化、系统化。本文将人类文明的发展理解为人类生态系统的演进历史,区分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作为历史发展阶段应该具有的本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生态文明理念对发展的引导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得以发挥的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