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特色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面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邓小平强调:经济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取向。     

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就是在价值或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自愿认可、认同、同意和服从。其维度有二:价值的与事实的;公认的理想类型有三: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认同信仰的“社群认同合法性”。不过,现实的合法性是上述合法性类型的不同程度的混合或综合的作用;要重视有效性在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中的地位,重视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对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性地位。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以人为本:当代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之基础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合法性经历了一个由"技术霸权"到价值张扬的过程。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之基础,它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同时,还要注意民主与民本的关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落实,要从培养民主意识、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政治制度及时性的实现等方面来着手。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执政地位的巩固

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政党目标，都必须把合法性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其执政合法地位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牢记党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切实增强为人民谋利益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合法性问题及在当代中国的应用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中最古老、最基本同时又是最具现代性的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合法性的问题变得愈为突出.我们知道,社会多样化的物质资源、人们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及多样化的公众需求使得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意味着政府将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忠诚,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将发生质交或量变.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面临着调整与重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大任务,而发展和完善"宪政"则是目前中国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基本出路.     

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巩固

执政党根据民众的要求所要具备或创造的符合社会正当性的政治理念、能力、效绩、形象和制度设计等 ,构成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仍面临挑战 ,存在不足和缺陷。文章系统论证了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基本思路     

不断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政治合法性问题已日渐成为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于合法性基础的转化,要从依靠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型到依靠制度建设的模式上来。从政治参与制度角度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不难发现基本政治参与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对新型政治参与制度缺乏创新、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未能有效融合是制约当代中国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的制度性因素。因此,构建以完善基本政治参与制度为主体、创新政治参与体制机制以及对非制度化参与加以融合转化为框架的政治参与制度是提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和策略。     

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

合法性概念经历了从韦伯的经验主义到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的思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党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巨大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削弱与增强

伴随我国现代化改革的深入与社会的迅速发展 ,经济、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促使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 ,进而削弱了人们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认同。本文考察了当代中国政治认同遭致削弱的主要原因 ,从经济建设、政治文明建构、重塑新集体主义政治价值观三方面论述了增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策略。     

增强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

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通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增强党的政治合法性,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执政党正确认识、理性应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及其可能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的特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合理性,它标志着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程度。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稳定、持续、有效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探究政治合法性的特性和内在机理可以为谋求合法性的努力提供方向和依据。     

政治合法性与公民政治参与（专题讨论）——风险社会的来临与政治系统合法性问题探析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能否为民众满足其个体安全需要提供有效的条件成为对政治系统合法性提出的严峻挑战。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又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党和政府应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民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同时,降低民众面临的个体风险并促进社会分配公正,以此来巩固、拓展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合法性与执政为民

合法性是政治和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要有合法性基础.执政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夯实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践行执政为民,而合法性基础的稳固也会进一步促进执政为民的顺利展开,满足民众的价值需求,执政为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使政治系统更加稳固与高效.     

执政合法性建设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任何一个政党为了维护他的执政地位都要不断建构他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执政、服务,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不断地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和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构是统一的。通过对大众进行社会分层的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特点,采用更具可行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策略。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合法性问题与社团组织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人们只有通过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才更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权利救济和利益保护.而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使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弃以穿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的全能主义式的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的模式发生改变.这样,除了政府,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开始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也意味着公民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有了实践上的可能.但是,在中国,尽管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模式在发生变化,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前景仍取决于国家对社团组织的合法性控制.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简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 ,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及其基础建设。他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出发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看作是评价政治合法性的标准 ,并且深刻揭示了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民主、实行法治、端正党风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