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哲学:一个亟待兴起的新学科

本文认为民法哲学之研究关系到民法学之兴衰。作者通过对法哲学原理的阐发 ,对法哲学作了大体分类 ,认为民法哲学是法哲学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哲学之一。在此基础上 ,对民法哲学的界定和构建提出意见和向度 ,指出“公平”和“规范”是民法哲学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     

哲学的理论特质:马克思哲学不是什么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就在于它特有的历史的观念或历史的原则.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关键在于,不应该用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解释原则去诠释和重构马克思哲学,也不应该用西方现代哲学某些哲学派别的解释原则去诠释和改造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生活(实践)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与此相适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物质(自然)决定意识”的旧唯物主义,而是生活(实践)决定意识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存在论”——“历史生存论”的唯物主义.     

化理论为政道——对冯契“智慧说”的一个发挥

冯契创立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在政治哲学昌盛的今天,能否提出"化理论为政道",即依据"智慧说"的原则对政治哲学作出一番探索?在冯契的"智慧说"中,至少提出了如下可以成为政治哲学原则的观点:(1)冯契的人道原则与平等原则、多元论以及中和论的对应物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肯定了人的有限性,为衔接现代政治原则奠定了基础;(2)冯契"群己之辩"的提法突出了理性在民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且具体提出了"百虑一致"的群己之辩过程,将之明确指向批判(理性)专制主义,具有民主意蕴;(3)冯契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政治实践智慧,即默会知识在政治实践领域的运用,但这方面的工作仍需后学进一步展开。     

走出法哲学基本理论困境的路径

当代法哲学面临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层面上的基本理论困境,即法的事实与价值、科学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理想语言现与日常语言现的对立,并因此而形成"三大"法学流派的对立.人类理性是以不同的法律思维方式、用不同的法律语言形式把握和表达不同的法律对象世界,在法的不同层次上具有不同的指导原则、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所以,解决好法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法存在、法语言和法思维的关系问题,是走出法哲学理论困境的可能途径.     

平等与不平等的再思考--一种政治哲学解析的新维度

平等理想是政治哲学中重要的价值标准.平等价值追求的核心问题是"对什么方面平等".通过对平等概念相同性与公正性含义的解析,论证了平等与不平等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以此为起点,从政治哲学维度对平等进行了分类,并采取了对待平等的两个不同原则.     

民法哲学:一个亟待兴起的新学科

民法哲学的研究 ,在我国尚属空白。从历史来看 ,民法从来是法哲学的发祥地 ,法哲学的观念和理论皆以民法为本。我国的民法哲学是关于民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民法哲学主要研究民法的本质、价值、地位、理论、体系及其建构方法等。民法哲学从属于法哲学 ,它是民法学和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灵魂。民法哲学决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的公理必然在民法哲学中得到反映。“公平”和“规范”应是民法哲学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     

黑格尔法哲学与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奠基

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奠基,与黑格尔法哲学有着最为切近的联系。就此而言,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具有重要的黑格尔哲学渊源。这样的渊源主要包括:(1)社会现实的概念;(2)国家机体的概念;(3)历史原则。马克思在积极占有这些成果的同时,尖锐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以及"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正是通过由之而来的思想进程,马克思把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的本质性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从而为其社会政治理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论理论与实际关系视野下的马克思哲学

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未能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不论是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哲学评价标准的传统方法,还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用现代西方哲学或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的"新"方法,都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也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区分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只有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从哲学形态的高度把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区分开来,使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得到化解。     

法律行为理论研究之新进路——以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法律行为理论不仅在现代民法和民事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在当代刑事和行政及其诉讼领域(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而超越了单一的民事领域之疆域.建立统一的、一般的法律行为理论势在必行,走法哲学的进路,运用语用学方法,梳理、整合、重构法律行为理论,与实践理性(或交往理性的)对接,将法律行为理论纳入到法律行动理论的视域中,从而实现法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也使得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理论更富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从历史观的探索到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变革逻辑及其发展进路

费尔巴哈在其直观唯物主义哲学中从现实的人出发把国家看作人与人之间在知识和能力上相互补充的产物,仍然停留在唯心史观的领地之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过程中通过“有差别的活动”这一命题而把国家看作人与人之间在利益与活动中相互补足的关系,首次提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史观的命题,发现了形式和物质两个不同层次的国家及其两者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一命题不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而是在改造费尔巴哈国家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的哲学原则。马克思随后通过对市民社会之物质生产劳动的深入研究,把实践活动作为能动的原则从社会历史领域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第一次建立了一种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晚明西学东渐与顾炎武政治哲学之突破

在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的背景下,顾炎武既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启迪,但更有自己独到的理论创造。首先,他以"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来规定"王政"之本质,虽与传教士宣传的亚里士多德的"王政"理论相通,但在表述上却显示了比传教士更高的概括能力和直探事物本质的理论思维水平。其次,他以"法从人"与"人从法"来规定"人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法治理论相通,其依据法治理念提出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张,更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第三,他特别热衷于论述的"君、臣、民"政治平等观念和权力制衡学说,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政治哲学观念有惊人的相似和对应之处。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之精华和对古代典籍作创造性的诠释,阐发与西方政治哲学相同或相似的观念,并以此建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顾炎武回应西方政治哲学东渐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     

康德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与哲学繁荣

理性是康德先验哲学的理论基石,"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二重划分及其内涵的揭示,展现了康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真、善、美的基本构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包含着哲学构成的多种因素,为后世哲学的出现埋下了潜在思想生长的种子,特别是康德对旧形而上学"神本体"的批判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论,为后来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发展与繁荣,都直接或间接与康德的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有着极其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天皇机关说”论争与西田哲学国家观——兼论近代日本国家理论的特征

"天皇主权说"与"天皇机关说"是近代日本为了解决具有浓厚封建性、宗教性的天皇制政权与近代以民主主义、自由平等为标榜的国家主权理念之间的矛盾出现的两种理论倾向。尽管双方在主权所在等问题上的观点截然对立,但对国家人格、国体特别是日本国体精华等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在这两种学说的激烈论争中酝酿产生的西田哲学国家观试图以"矛盾的自己同一"的辩证法和"历史的世界的自己形成"原理消弭天皇与国家在法理上的概念区分。从"天皇机关说"论争双方和西田哲学国家观的理论解构入手,可以总结出日本近代国家思想具有的共性特征。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

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得以展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阐发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原则,实现了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奠基和初步发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物质力量,实现了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功能与社会批判功能的对接,预示了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之创建。     

英国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家"与"国"——以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家国关系论"为参照

对"家"与"国"之间的亲和关系和根本一致性的强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之一.而"家"与"国"或"泛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英国的政治哲学而言,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但是,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却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或对立.比较透视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之歧异,简要梳理和回顾现代新儒家对儒家"家国一体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反思,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这一依然有其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具有参考的价值和启发的意义.     

拉吕埃勒对“柯尔施问题”的非哲学解答

柯尔施问题从表面上来说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但更为深刻和更为广阔地说,却是聚焦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国内对柯尔施问题的研究偏重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位问题,争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而对此的解答又分为以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为代表和以拉吕埃勒的统一理论为代表的两条思路。拉吕埃勒从非哲学出发,对柯尔施问题做出了独特的回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既包含哲学的维度,又包含科学的维度。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和科学维度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不存在哲学第一性或者科学第一性的问题,二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恰恰证明马克思既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科学家,从而使马克思的理论朝向元一或者实在不断开放,可以有新的要素或环节不断补充进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与时俱进的根源。从拉吕埃勒的这种非哲学解答入手,我们发现,我国学术界对于柯尔施问题的讨论恰恰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等级制和理论的封闭。     

哲学就是哲学——“价值哲学”的哲学观批判

如何理解"价值哲学"?在怎样的思想意境中把握哲学的"价值问题"?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就哲学的理论特质而言,哲学就是哲学。因此,"价值哲学"在其实质上并不是独立的哲学分支或学派。反思与批判"价值哲学"研究之困蔽,其目的不在于重建价值哲学,而在于真正把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实现哲学之为哲学的意义。然而,只是按照西方"价值哲学"的理论范式,以及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分化的路径,仍会致使哲学的"价值"概念抽象化,从而失落哲学与人本身。西方哲学在与本体论、认识论相对的意义上强调伦理价值,这是西方价值论之先天性缺陷;而在中国哲学中,哲学就是一种价值性的思想。因此,通往哲学的价值主题,并非仅有西方哲学一条理论路径。"价值"作为哲学概念,主旨并不在于实际的需要及其满足,而在于我们评价人的关系与人的世界时,应该肯定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追求与实现人之本性的生成和完善。     

冯友兰《新原人》之境界哲学与功夫理论

冯友兰在<新原人>中建构起了其境界哲学与功夫理论.其人生境界说开显了人的精神生命之四种存在样态: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是实然样态,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是应然样态,此即其"境界哲学".他认为人的精神生命之存在样态应由实然走向应然,其操作方法和实践途径即是"学养",此即其"功夫理论".<新原人>的境界哲学的架构是精当和圆满的,而其功夫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缺憾.为使其功夫理论臻于完满,其"学养"功夫中的"养"的理论确有进一步开展之必要.     

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本质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有其内在逻辑脉络和基本理论形态.在人类对政治事物追索中总结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构成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题中之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本质,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根本性意义.     

现代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权利的理论路径——基于族格的视域

"族格"理论认为,在多民族国家或在国际关系中,每个民族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中,族格之确立,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权利提供了哲学基础;族格之承认,为各民族建立了在国家中的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使得国家通过制度、法律、政策保障、实现其权利。政治哲学旨在为政治寻找理性。有关"族格"的议题在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中曾被忽视,但是民族、族群、移民问题的增多及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发展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重大问题。实际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中,有关群体、社群、民族权利的理论争论与探讨,拓展了以"自由""平等""公正"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命题的讨论,一些理论的发展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等推动了民族政治实践的发展。本文以族格为视角,分析以上各种政治哲学能够实现民族权利的理论路径,进行比较政治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