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信仰

河洛文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汉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 展时期,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丰富和拓展了河洛文化的内涵,河洛地区形成了以重孝、追求现世安乐和长 寿、升仙为主的社会信仰。其中孝道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

汉代是我国宗教发展的转型时期,其中西王母信仰是重要内容,学术界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在已有的学术关注中,侧重于传播的描述多而宗教品质上的认识少.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在汉代经历了两个转移:通过从自然宗教的信仰向人为宗教的信仰转移和上流社会宗教信仰向民间宗教信仰的转移,西王母信仰完成了在汉代的宗教品质升华,提升了汉代宗教发展的宗教品质,并以此直接促进了道教的产生.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提高,呈现出汉代宗教发展的轨迹,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宗教发展提供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对象.     

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

汉代神祇众多,功能不一,所有神灵都是人们实用的产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人们祭祀神灵的目的是祈求福佑,攘除灾祸;不同地区人们的信仰方式、崇祀对象、对神祇的笃信程度都有很大区别;不仅先秦时期的神灵绝大多数继承下来,同时,人们还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不断创造出形形色色、职能各异的新神祇,使民间神灵信仰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论汉代政权对民间信仰的多重政策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俗文化的核心。针对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与崇拜,汉代政权采取多重政策,或引导支持,或借鉴利用,或排斥打击,主要取决于其是否与官方信仰及主流文化相抵触,是否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百姓生产生活。不管官方态度如何,作为一种强大的民间力量,民间信仰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与官方政权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形成既配合又抗衡的互动局面,并以顽强的生命力传承、延续和发展。     

神仙信仰的发展与汉代医学兴衰

汉代神仙信仰的发展与医学的兴衰相反相成。汉初,神仙信仰陷入低谷,医学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武帝时期求仙热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却没有史料提及医学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武帝以后,求仙热潮消退,神仙信仰通过理论化、宗教化向道教的方向发展,医学再次取得空前的成就。汉代医学与神仙信仰相反相成发展的深层动因是人们对生命永恒的不懈追求,正是人们对不死成仙的渴望推动了医学的兴盛,也使医学的某些领域走向歧途。     

相人信仰与汉代历史散文

相人信仰在两汉时期风靡于朝野,并对本时期历史散文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相人信仰的流行造成了汉代历史散文的一种特殊的写人方式,即通过相术判语间接描写人物的外貌;又使其中一般的人物形貌描写体现出或隐或显的相术寓意,也就是说,汉代历史散文往往借助对人物外貌的祥正、凶邪或奇异之处的刻画来暗示人物的品性或命运。     

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

“和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存在。“和合”体现了一种文化倾向,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文化意境,一种文化精神。探索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不能不注意汉代思想史。考察汉代社会意识,可以看到,“和合”有自然主义的思想渊源,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公众愿望,一种社会理想。在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和合”的理念也有深入的渗透。早期道家文献如《太平经》中有关“和合”的论述,对于“和合”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试论汉代长者及其历史影响

长者广泛分布于汉代各个时期、各个地域,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主要指年长德艾、广为公论推许的贤能士人。长者称谓具有丰富的内涵,侧重于道德,如厚重、宽仁、谨慎、恬静、忠义,尤崇宽厚。汉家制度经历了霸王道杂之至纯任德教、多行宽政的转变,长者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两汉之后,仍有不少士人以宽厚长者见闻于世,活跃于朝廷乡里,敦励政风,美化时俗,影响深远,而这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崇尚宽厚之德密切相关。     

汉代道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与汉赋的关系

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在汉赋中有鲜明的表现。西汉前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受其影响,作家中含有对世事的关注;西汉中后期,道家思想退隐出政治舞台,玄的成分加重,儒道的调和比较明显。在东汉时代,道家思想继续影响着汉代士人,并融入了修身养性的内容。这在汉赋中有鲜明的表现。     

论汉代的迁徙刑

两汉迁徙刑是隋唐以后流刑的前期形式,与同一时期的死刑、肉刑、劳役刑、财产刑等刑罚相比,迁徙刑的地位尚不突出,以往也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迁、徙实际上是两汉不同时期的同一称谓。本文主要考察了两汉迁、徙刑适用的主要罪名和流放地点,并且具体分析了两汉特殊的人口迁徙政策。迁徙刑将刑罚的惩治(发配)、教育(劳作)与服务国家(戍边)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也是研究隋唐的流刑不可避开的研究课题。     

汉代财富消费伦理与道儒思想

汉承秦制,统治者适应秦末丧乱、凋敝的现实,吸取秦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儒道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无论是司马迁的"三富论",还是董仲舒的"调匀论",也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道教的均富思想,均是汉代财富消费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     

论汉代的旌表方式

汉代的旌表方式表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刻石表闾"、"扁表其门"、"图象其形"、树碑立祠等,都是政府常用的旌表手段.既有在闾里进行的彰表,又有在墓地、宫殿等处予以的显扬,事迹突出者还"图象百城,以厉风俗".通过汉代政府各种方式的旌表,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在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汉代的旌表方式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教育特点论略

汉代教育主要有四个特点：儒家教育为教育的主流；突出教育为政治的服务性；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官学与私学并行。汉代教育为后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起了推动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汉代儒家伦理类信仰的文化控制功能研究

西汉中期之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儒家的忠孝伦理观渗透到民间信仰中,故而其所提倡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便成为民间信仰发挥文化控制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类信仰在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维护家庭和谐及自觉控制越轨行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文化控制作用。     

论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汉代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得到总结的直接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成熟的标志,它突出的基本特征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共生并存。汉代文化表现出了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博大兼容”的特点。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而这恰恰是中华文明在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中断或转型之后,仍能唯一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论早期道教与西部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关系

汉文化系统中的道家学说、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与西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早期道教孕育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吸纳西南诸族民间信仰因子。早期道教神灵体系中不乏西南少数民族神灵,少数民族民间巫术亦深刻地形塑了道教斋醮科仪。唐以来,源自西域地区的民族音乐亦在唐王朝推重道教的时代背景下,渗透到道教仪式中。道教是各少数民族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汉文化的桥梁,并积极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     

论汉代的酒器量词——兼谈汉代酒器文化

汉代的酒器量词来源于表示不同用途的酒器名词,但是和酒器名词及容积量词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数量和种类也比《左传》时期有所增加。汉代酒器量词的发展一方面是语言精密化和形象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汉代酒器文化的发达及酒器功能的转变所致。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汉代的“待诏”补论

汉代的待诏分为待诏为官和待诏为事两种,本文重点讨论前一种。待诏所在官署多种多样,其中公车署待诏的经济待遇较差,但政治待遇却略好。待诏者多数是迎合皇帝个人爱好的人,只有公车署待诏与皇帝爱好略微疏远,这可以解释公车署与其他官署待诏待遇的差异。但是,总起来看,所有待诏者都是皇帝的近臣,西汉甚至是“内朝官”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