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体制与文学史——1950年代的教学大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独立学科与新中国建立初的教育体制有重要关联,1950年代"教学大纲"的颁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重要影响,并进而推动1950-1980年代新文学的历史建构;教学大纲的颁布,使新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文学的规范具体化、体制化,并落实到新文学教学和文学史教材编写中;新文学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并最终纳入服务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这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正面促进作用,但也是对新文学史真实本体的解构,它把不符合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排斥于文学史之外.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而当前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必须重视对这个新传统的研究。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看作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地遴选、过滤与塑造,这些阐释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等人和《大系》的工作,是在对旧传统的反对中建构新传统;40年代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新传统的清理方面,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借对新文学的评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而这些理论和观念又被逐步筛选和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与评价。这几个重要段落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认识历程及其对新传统积淀生成的影响。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人道关怀与写实精神的完美融合——周作人人道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阐释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他的创作贡献,更在于他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周作人将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完美融合,建构了人道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范式,大大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内涵,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但1949年以来,翻译文学却一直成为文学史遗忘的对象,这是不正常的.如何书写翻译文学史呢?翻译文学并不能独立构成历史,翻译文学史应该理解为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史,只有在追索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互动中,翻译文学才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依据和历史流变轨迹.     

颠覆中的继承与建构——论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形式与精神之辩证关系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是欧洲文学史上相继出现的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替换更迭中体现着历史的辩证法和文学内部自身运作的规律.现实主义创作是马克思、恩格斯极力推崇的文学创作方法,然而文学史的发展却在现实主义之后选择了现代主义,可以说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前者进行了一定的解构,突出体现在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上.但在精神主旨上,现代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多种写作手法表现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被扭曲,这正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理论的现代主义建构.这种解构后的建构包含着多层次的继承中的创新,也包含着现代派作家的思想局限性.     

文学史的品格

一个时期以来,文学史的品格与建构的讨论,在学术界呈现出热点.在与上述趋向形成对话的态势中,主要对文学史、文学史的解读;文学史的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身份;以及它的承传关系等问题陈述与阐发了自己的感受.同时,在阐发中,多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为借鉴,使之具有更贴切现实的品格,并强化了文本的说服力.     

“民国”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民国视野"的出现,不仅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史学上,民国在时间上的确定性,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断代考察的可能;作为一种用"空间"结构文学史的新范型,可以帮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到正常的时空结构之中;而作为一个中性历史空间,可以避免"现代"抽象空间对"人"和"文学"丰富性的压制,从而可以最大可能彰显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丰富性。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民国"为文学史研究加入了"空间"维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丰富局面。     

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理性审视

作为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望卓著的作家,茅盾的文学创作及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而数十年来对其评价产生严重倾斜,不利于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评论中,争议最大的是对茅盾创作"模式"的评价,其中虽褒贬不一,但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茅盾成就的估价,也影响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科学评价。返观现实,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作理性审视就非常必要。历史地看,茅盾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接受"欧洲正宗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从理论自觉性和创作实践自觉性两个层面把握现实主义,对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建构起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其创作模式中最遭非议的坚持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创作,也有着复杂情状,不可予以简单否定。对《子夜》等作品的评价,因受到特定时代语境的影响,总是摆不定,连茅盾本人也未能免俗,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拓宽视野更新观念展示历史全貌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试议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尽管已产生了许多变化 ,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人们对现代文学性质认识的图解 ,对雅俗文学的二元划分 ,不当的文学史观念都束缚着现代文字研究者的思想。我们应尊重历史事实 ,从历史实际出发 ,以新的眼光、新的角度、新的标准、新的态度综合研究现代文学的历史成就和经验教训     

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学与现实主义理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历史感召力并非建立在理论的元话语意义上，而是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在渴望和必然需求。对于三十年代左翼理论界而言，“现实主义”从来就是理论上的预设。左翼文学的几次理论调整，从新写实主义到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再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都未能解决作为现实主义理论核心的真实性与主体性问题，从而使现实主义偏离求真之路，成为延伸至当代的文化遗传。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因此,八十年的近代文学(18401919),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它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建构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列宁语),这些"新的东西"既为古代文学所无,又对现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现代性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曾经是中国得到肯定最多的文学思潮,也被描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的绝对主流(包括五四文学、革命文学都被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而实际上,这种肯定和认定是建立在对现实主义的误读的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弱小的文学思潮,它从来就没有成为主流;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启蒙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它以人道主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的堕落和苦难,同情小人物的命运,呼吁人类之爱,以化解社会矛盾.欧洲的现实主义发生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其时现代性已经获得了胜利,而其负面性开始突出显现,特别是在社会关系领域更为严重.因此,文学就在社会领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产生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从现代性的角度重新定义现实主义,就会对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出新的历史叙述.     

"折衷"与"回归"——"新写实小说"批评中的现实主义话语处境

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史事件的同时,有关“新写实”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理论命题。在现实主义批评内部形成了两派:“折衷派”与“回归派”。“折衷派”认为,新写实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双重低迷的情况下,它是在对两者超越和改造后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和倾向。“回归派”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围攻的突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回归。“折衷派”和“回归派”的理论阐释都体现了在现代主义话语冲击下,现实主义话语的自我救赎。     

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

1949年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误区 ,这就是人们无一不把“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一个有其发生、发展与终结的完成了的历史 ,并将当代文学看作现代文学的延续与发展。然而 ,现代文学是一个因时代原因被“突然”中断其发展的未完成的历史 ,在短短的三十年间 ,它无法实现变革传统与向西方学习的理想 ,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 ,没有产生作为文学史标志并足以与传统和西方文学相比肩、影响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经典作品。当代文学在特殊的时代与政治影响下发生 ,与现代文学存在本质的差异 ,无法成为现代文学的延续与发展。作为文学史 ,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关于中国现代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断片之一

革命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或主潮,这似乎早巳成为定论,然而,到底怎样理解"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这里的"革命现实主义"指的又是什么?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一条真假现实主义起伏消长的斗争线索,其他的支流和逆流,也都是围绕着这条线索而存在、而兴衰的.因此,在这里就需要首先来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它的确切涵义和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发展中的"双包案"——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现实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的假现实主义之间的原则分歧和复杂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清主流、支流、逆流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品格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性作品。其“奠基性”不仅表现在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模式,更表现在它的学术精神上,它的问题意识、科学性、规范性等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下了很好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