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延寿“禅教一致”思想研究

“禅教一致”是永明延寿一生最重要的主张,其在内容上广泛汲取禅、华严、天台、唯识等宗的“唯心”思想,尤以对“禅”与“华严”二宗的融合最为突出,并将其全部议论构建于“性宗圆教”基础上.如就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意义而言,延寿“禅教一致”思想既是唐宋禅宗宗风转变的结果之一,又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     

延寿观心思想考论——以《宗镜录》、《观心玄枢》为中心

观心思想是唐末、五代、宋初佛学思想家永明延寿心学思想脉络中的重要一环。延寿几乎将佛教的一切修习法门都纳入到观心的宗教实践之中,以一心释观心、以一心"妙观"统摄唯心之旨,同时又以观心坐实、印证唯心,使其宗教思想成为一个完满自足的理论体系。观心思想贯通《宗镜录》和《观心玄枢》,《观心玄枢》不仅是百卷《宗镜录》的理论浓缩,更是《宗镜录》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在延寿重构心宗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佛教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昌龄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王昌龄论文学"南北宗",以北宗指北方汉魏风骨,以南宗指南朝文风,实际承继了魏征、李延寿等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的说法。王昌龄论"意"提出很多重要思想,他所论之"意",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指诗中主旨,又指作品主旨体现出的思想境界,还指构思之意和感兴之意,指诗歌创造的丰厚意蕴。王昌龄"格高"说,是提出一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审美境界。关于声律,王昌龄也提出很多看法。王昌龄论格律调,提出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牛头宗法融禅学思想探析

牛头宗是早期中国禅宗的重要一支,作为该宗的初祖,法融以般若真空为本的禅学思想,不同于菩提达摩一系以妙有融摄真空的理路,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独特之处。通过对其传世文献《绝观论》与《心铭》的梳理,明确其禅学思想的核心要旨在于“道本虚空”、“无心合道”,其“无心用功”、“绝观忘守”的修习方法,以及“无情可成佛”、“凡圣亦不二”的佛性思想,无不体现了其对三论宗义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僧肇的"不真空"义--兼谈"六家七宗"对"空"的理解

"空"是佛教大乘空宗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界对之有不同的理解。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格义佛教"以"无"来解释"空",或认为"空"是"本无",或认为"空"是"色无",或认为"空"是"心无",总之是认为"空"只是"无",而与"有"无关。僧肇作《不真空论》,驳斥了"格义佛教"对"空"的这些错误理解,认为"空"是"色法"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有无间性","空"不简单地就是"无",而是由"有"和"无"共同构成的。因为构成"空"的"有"和"无"都是"不真"的,所以"空"也是"不真"的,是为"不真空"。     

辽兴宗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辽兴宗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在结合儒家思想、契丹传统习俗和当时形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辽兴宗的崇儒思想有利于巩固辽朝封建制度,抵制了契丹贵族保守势力的反扑.虽然辽兴宗挑起关南之争,迫使宋仁宗增加岁币,但他也很重视与北宋的友好关系.为遏制西夏势力扩张,辽兴宗发动多次战争,最终迫使西夏求和.辽兴宗不甘心被视为"夷狄",努力提升辽朝的正统地位.他的正统思想摒弃了传统的华夷之辩,成为中华一体思想的萌芽.     

白玉蟾道教金丹派南宗与天师道关系新探

金丹派南宗与南方的符箓派道教特别是龙虎山天师道有着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南宗"内修金丹,外用符箓"的修行方面,而且集中体现于南宗宗教制度、科仪教规、人员交往和道脉传承上:南宗传教制度沿袭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制度,白玉蟾师徒各自都设有主治的"靖";白玉蟾曾到访过江西省贵溪县龙虎山上清宫,作有《上清集》,与江西龙虎山天师多有往来;白玉蟾与閤皂宗道士有密切交往,曾造访閤皂宗,并作《閤皂山崇真宫昊天殿记》和《心远堂记》;白玉蟾金丹派南宗多袭正一之风。     

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光统律师”释慧光佛学思想研究

慧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恰如《续高僧传·慧光传》所断定的,是仅"其次"于"自正道东指,弘匠于世"的道安的义学高僧。他的功德和业绩突出地表现在:他是地论师南道派的开创者,是四分律宗的开祖,是"以因果、理实为宗"的宗说的首倡者,是"三教四宗"的判教主张的创始人。慧光的独特贡献还在于,他不仅亲自参与了《十地经论》的翻译,而且恰恰是由于他的"奏请",才使得勒那三藏、菩提流支各翻一本的《十地经论》"参成一本",得以传承于世。     

读《万善同归集》

本文简要论述了宋代初期禅宗延寿禅师的一部独特作品(即《万善同归集》)的思想特色,并借此简单勾勒了禅宗的风格,浅述了禅宗对"行"的看法、对佛教其他各宗思想的态度以及佛教"广行众善"的思想传统。     

大珠慧海的禅学思想

大珠慧海是马祖道一门下重要的嗣法弟子,他的禅学思想继承和深化了菩提迭摩以后早期禅宗的顿悟论、心性论和禅修论的核心精神,是对南宗禅和洪州禅的系统总结.研究他的禅学思想可以使我们了解南宗禅对般若中道思想、如采藏空与不空二义的重视与强调,能增进我们对禅宗心髓、参禅的基本理念与技术的理解,可以呈现出五家分派以前,南宗禅各派系之间,尤其荷泽宗与洪州宗的复杂关系.     

论曹南冥的“主敬”工夫及其特色——兼论曹南冥“主敬”工夫的横渠学渊源

16世纪朝鲜大儒曹南冥倡导和实践的"主敬"工夫,在其以"敬义"标宗的性理学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并展现了笃学力行、修道进德和博求经传、敛繁就简、反躬造约的特色。其"主敬"功夫有不同于前哲时贤的特色为:"以主敬为求放心之功";"整齐严肃",心肃容敬;佩铃自警、书壁为铭;"存心""穷理""以制事变"的思想脉络和"下学上达"的进学之序。曹南溟"主敬"功来源于《易》《论》《孟》《学》《庸》以及二程与朱子之学,同时也受到横梁学的深刻影响。     

王维与玄宗、肃宗的关系

生当唐玄宗与唐肃宗之世的王维,虽然与玄宗、肃宗父子均具君臣关系,但这两位皇帝对待王维的态度却是颇有区别的。王维因"黄狮子"案更因有违于"禁约诸王"的实况,不仅受到了严厉惩治,被左迁济州司仓参军,而且还始终未能得到唐玄宗的信任与器重。这说明,作为"政府官员"的王维,并不是"南朝"集团的成员。正因此,即皇帝位于灵武的唐肃宗之"北朝",既对"陷贼官"王维"特宥之",并责授太子中允,复拜给事中,又对王维尊崇有加,恩准如己事。玄、肃二宗对待王维的不同态度,是王维在为人处世、思想发展等方面产生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西汉中后期的儒宗宰相

西汉中后期出现了一批"儒宗宰相",他们是当代鸿儒,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文化素质而言,堪称杰出人才。但是他们所逢之时,相权已经受到严重削弱,在皇权加强的政治体制下,他们难有大的作为。作为"识时务"的儒者,他们中的多数以"持禄保位"为基本的人生宗旨,缺乏责任感,在政治上不敢建树。这也为西汉后期的朝政蒙上了阴影。     

信仰与政治之间——论武则天与中宗、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而变为"佛先道后".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有关.此外也与武则天的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紧密相连.至其晚年她又试图从根底上将佛、道二教进行融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且将其宗教政策改为"僧道并重".中宗复位之初,"五王"执政,以推行和恢复李唐政治统治的一系列政策为务,一时将其宗教政策又改为"道先佛后",不久又发生转向而成为"佛先道后",其原因是与武三思等人再次掌权和中宗个人的经历有关.睿宗统治时间虽短,却着手提高道教的地位,且于景云二年(711)四月,癸未,颁布了<僧道齐行并进诏>,似乎是在佛、道两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当时朝中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密切相关.     

析薛瑄的复性说——兼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薛瑄的评价

"理即性"是薛瑄对程朱"性即理"理学范式的重大修改与完善,如果说程朱的"性即理"是道德主体通过后天修养所达到的性与理的经验统一,那么,薛瑄的"理即性"是天理在根源上与性的先天统一,并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薛瑄的学术宗旨是"以复性为宗",又指出其"恪守宋人矩矱"。相对于程朱,"以复性为宗"就是薛瑄的一个突破,而非"恪守宋人矩矱"。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南宋名臣胡铨交游考——以《戊午上高宗封事》为中心

胡铨是"南宋四名臣"之一,肝胆忠义,颇有令名,而半生岭海,仕途多蹇。宋高宗绍兴八年,胡铨以《上高宗封事》进谏,触忤权奸,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拘禁、编管的生涯,此文可谓胡铨一生的关键点,以此为中心考察胡铨的交游,以见出作为"名臣"的胡铨其人其行对南宋初士风的影响。     

魏晋佛学三大流派之判教

在魏晋时玄佛合流的大潮中所形成的三大佛学派别“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由开始的借老庄和玄学来“格义”到逐渐摆脱玄学影响而更多地吸收印度佛学因素,接力棒式地走过了一个“由玄入佛”的过程。其中,支遁的“即色宗”作为最后一站,容纳了道安“本无宗”的观点,但去掉了从老庄接过来的“生”之比喻,将“无”理解为“空”;继而又把“心无宗”(连同它的各支脉)也当作自身的一个环节,但并不把“幻化”、“梦觉”和“缘会”等等看作仅仅是消极的东西,而是看作进入“本无”境界的必要的环节。这就完成了对所有六家七宗的综合和总结,在这一逻辑进程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作用,最终则是建立起了一个层次丰富、解释合理、内容全面的大乘空宗学说。但其中仍然不够通透之处在于,在对“色”的理解上仍然是外在地为它找根据,而没有从自否定的眼光把它自身理解为“不自色”的根据,受到僧肇的批评。     

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标准及 理论诠释的疏漏

朱熹以接续儒门道统为己任,历来被学者推尊为“中古第一人”和“集大成”者。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为准则认为朱子在本体、工夫和文本三方面不能契合儒门真精神,故判为“歧出”旁枝。首先,牟宗三以朱熹“格物穷理”论为基点申斥其求理于外,认为朱子所言道德本体“只存有不活动”,理之实践性和动态性丧失;其次,批判朱子顺取格物的工夫路径,认为以本心求外物乃认知之心,心之本体性和道德性弱化;最后,认为朱子进行义理阐发所据文本全然以《大学》为中轴,偏离儒之正宗以“四书”为中心的思路,故判其为“别子为宗”。事实上,牟宗三以上论断与朱子本意相差甚远。朱子思想重心非以《大学》为本,其所言之理乃即存有即活动的一体两面之理,其工夫乃逆觉与格物他律自律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对牟宗三“别子为宗”进行检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