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破戒”问题琐议

鸠摩罗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商僧,但他曾两次"破戒"娶妻,这在《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中均有记载,鸠摩罗什本人对此也非常悔恨,并将痛切转为悲悯心,在其翻译佛经中有所表露。但上述二书明确记载鸩摩罗什的"破戒"完全是被迫而为,这是可信的。而《晋书·鸠摩罗什传》的记载则是鸠摩罗什主动"索要女人",这种记载并不可信。古代佛教界对鸠摩罗什的"破戒"也有理性思考。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     

鸠摩罗什:丝绸之路成就的佛经翻译批评家

鸠摩罗什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来自西域龟兹的佛教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佛学家和教育家,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十六个世纪以来,他的佛经翻译批评对中国佛教发展、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乃至世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鸠摩罗什通过翻译批评实践,不仅以一种新的范式复译了诸多佛典,产出了大量影响深远、脍炙人口的新译本,而且建立了通行几个世纪的一套译经新规范。因此,他也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佛经翻译批评家。翻译批评家鸠摩罗什不但缘于丝绸之路,而且为丝绸之路之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略论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我国新疆库车、沙雅县一带),在中国佛教史上,与真谛、玄奘齐名,并称为三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在西域诸国完成了由佛教小乘到佛教大乘空宗的思想转变之后,于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被后秦主姚兴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在短短十几年中,他通过对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进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兴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影响波及到他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界。因此,研究鸠摩罗什的思想和其宗教活动,对弄清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发展,了解古代我国内地与新疆地区思想文化的交流往来,都很有意义。本文仅就鸠摩罗什的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以及他入关后的译经活动对中国佛教思想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略论鸠摩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

龟兹传统上是以小乘佛教占优的国家 ,但是在公元 4世纪左右 ,其佛教状况却极其复杂。出身于龟兹古国的鸠摩罗什 ,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入关弘法之前 ,他还曾在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北道诸国中广兴大乘 ,使龟兹的大乘佛教一时间名满西域 ,为这一古来的佛教中心赋予了更新的含义     

新世纪以来国内关于鸠摩罗什的研究述评及展望——纪念鸠摩罗什大师逝世1600周年

鸠摩罗什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高僧、佛经翻译家、佛学家和佛教教育家.他的译经和传教活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以及东亚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检索、阅读新世纪以来学界相关研究报道,发现鸠摩罗什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应加强在翻译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的鸠摩罗什研究,逐步建立鸠摩罗什学,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这位来自西域的中华文化巨人.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体现了译者个体接受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而其客体性突出体现在深受当时对译入文化的社会接受的影响。这种社会接受影响了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和翻译风格。鸠摩罗什对译作的社会接受的考虑也使他的译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接受。译者作为特殊读者的个体接受和具有强烈历史性的社会接受之间是一个互动的整体。     

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

古代所谓的魔法在内容上是混合了巫术仪式、医药知识和幻术等因素的一种专门化技艺或手段。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行的魔法,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外来因素。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魔法中最有奇幻色彩的由"大秦幻人"表演的一种幻术就主要传自埃及亚历山大。魔法往往被宗教传播者用来延揽信徒,在释迦牟尼的早期僧团中,就有一些成员是当时著名的"幻师";中古时期东来传教的西域僧人更是大量使用魔法手段来吸引教众,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魔法知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鸠摩罗什虽以义学与翻译著称,但他所掌握的魔法或幻术知识相当丰厚,其获得此类知识的源头来自小乘学术体系中所谓的"杂学"。在西域龟兹时,鸠摩罗什就使用过一些神异手段来预言凶吉;到中原后,鸠摩罗什对幻术等神异手段的使用主要是在停留凉州的17年中,而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他用"纳镜于瓶"来验证"芥子纳须弥"的法术,为我们认识鸠摩罗什与后秦统治者姚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迥异于传世主流僧史文献的说法。     

鸠摩罗什论“空观”的遮诠双谴方式对王维诗文的影响——以《维摩诘所说经》为主要分析对象

遮诠双谴说理方式在大乘佛典中被广泛运用,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完美地将这一行文特征表现出来.尤其是《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维摩诘所说经》等佛经中以遮诠双谴手法阐释“空观”的经文内容和行文方式,深刻影响了以王维为代表的中原文人.透过王维作品中以遮诠双谴手法所阐释的空观,可以体会罗什译经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敦煌唐代皇家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考述

《妙法莲华经》是在中亚、东亚、东北亚广泛流传的大乘佛教经典。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主要有三个译本,即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和阇那崛多、达摩笈多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是经过南北朝隋直到唐高宗时期的不断修订而成,所以没有署名具体的翻译者,在唐高宗咸亨仪凤年间(671-679),由皇家书手抄写,流通全国,成为其后所有抄本和北宋以来署名鸠摩罗什翻译的官私刻本的祖本。     

正确把握翻译中的增减度

翻译是一种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这过程,译者要尊重外来文化,也要注意到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在这两难的局面里,译者应该如何平衡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很值得借鉴.鸠摩罗什在佛经翻译中对增减问题处理方法可以用在其它文体翻译中,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但要恰当把握增减的程度.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S.797、S.6661、BD03375三件六朝《十诵律》写本，其文本结构和内容与唐宋之后的藏经本均有很大的不同。结合《十诵律》的翻译史，这几种六朝写本为我们展示了鸠摩罗什译本的原貌，而现存诸藏经本则是经卑摩罗叉校改的新版本。罗叉在校改时根据自己所熟习的戒律胡（梵）语原本，对罗什译稿做了多方面的改动。敦煌六朝写本的发现对我们了解鸠摩罗什及六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有更深入的认识。     

鸠摩罗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之关系考论

在汉译佛典中，有多部名为譬喻经的典籍，其中道略集、鸠摩罗什于长安译的《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关系最为密切，历来被认为是同部譬喻经。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譬喻经，《杂譬喻经》有故事39则，《众经撰杂譬喻》有故事44则，两经只有9则故事相同；二、《杂譬喻经》成书于公元405年，而《众经撰杂譬喻》约成书于公元800-1102年之间；三、《杂譬喻经》为道略集、鸠摩罗什译，而《众经撰杂譬喻》的撰者与道略、鸠摩罗什无关，具体撰者不详。     

鸠摩罗什与四声之发明及北传

鸠摩罗什于西凉、长安传译佛经重视保持佛经原来的语趣,并且非常重视唱诵法言,其影响及于江左、代北,对汉语四声之发明及北传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论宗与“关河旧说”、河西道朗关系考辨

"关河旧说、摄岭相传",是历来三论宗对自宗思想传承的表述。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关河旧说"指鸠摩罗什一系学说。但日本三论宗却一直将"关河"理解为"关中"和"河西",从而将河西道朗纳入三论宗传承。很多日本学者和部分中国学者也支持这种看法,本文通过辨析吉藏著述中关河、关中等词语的内涵,通过考察吉藏对道朗学说的态度,指出吉藏在单用"关河"一词时,基本上是指"关中",只有两处是"关中"与"河西"的略称,而用"关河旧说"和"关中旧释"时,均指关中的鸠摩罗什一系学说,没有例外。吉藏以鸠摩罗什一系思想衡量道朗学说,既有赞同,又有批判。不应高估道朗对吉藏的影响,把道朗列入三论宗传承系谱缺乏思想传承根据,也与三论宗思想特质相悖。     

读《物不迁论》

《物不迁论》,是我国姚秦时代佛教思想家僧肇撰写的一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论文。据《高僧传》记载,僧肇是京兆长安人,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生于公元三八五年,卒于公元四一四年,仅仅活了三十岁。他幼年时,家道贫寒,在为别人抄书谋生的生涯中,得以遍览经史,精通诸子,尤其对于《老子》庄子之学深有造诣。后来,投于由西域入关的僧人鸠摩罗什门下,协助罗什翻译佛教经典。他与鸠摩罗什坐论佛道,精研义理,师徒之间教学相长;相得益彰。为了摧伏邪见,以显正论,他写了《不真空     

简论鸠摩罗什与佛教文化

鸠摩罗什的译经弘法活动，充满创造精神和学术锋芒，不仅对佛教中国化和我国哲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作为佛教教义宣传载体的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般若心经》——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之又一例证

有学者指出,大藏经中署名为鸠摩罗什译的《大明咒经》是依据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及其他资料抄集的抄经,而所谓玄奘翻译的《般若心经》是中国人编撰的伪经.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玄奘在赴印度前得到的《般若心经》,可能就是署名为鸠摩罗什译的《大明咒经》的早期形态.玄奘将该经带到印度,翻为梵文,即其后流传的《梵语心经》的最初流传本.玄奘回国后又把《梵语心经》译为汉文,即现在大家习知的《般若心经》.现存《梵语心经》写本中,尚有经不空润色者.此外,印度僧人又在玄奘本《梵语心经》的基础上编辑成的三分具足的《般若心经》,该经回流中国,先后为法月(先后两译)、般若共利言、法成、施护等人译为汉文.《般若心经》是“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又一例证.     

施蛰存小说的佛学意蕴

施蛰存的某些作品与佛理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四部以佛教为题材的小说《鸠摩罗什》、《塔的灵应》、《黄心大师》、《宏智法师的出家》烛显出佛教的我执观、轮回观、果报观、忏悔观。     

高昌北凉写经对后世的影响——以鸠摩罗什译经为中心

"河西北凉"与"高昌北凉"均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都大力崇佛,而"高昌北凉"的佛教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统治者建塔立像写经。法师鸠摩罗什的译经对后代写经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