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雷里与梁宗岱诗学理论建构

作为中国现代有影响的学者和批评家,梁宗岱的艺术思维世界是相当宏阔和开放的,他的诗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著名诗人瓦雷里的影响。梁作为瓦雷里的崇拜者对其象征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极大拓展了批评视野和现代性意识,为中国文学理论由传统到现代,从本土到世界的转换提供了科学参照。但另一方面,梁宗岱在接受瓦雷里的过程中又结合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进行了必要的过滤和改造,凸显了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从而形成了自己富有个性的理论体系。     

跨越异域的彩虹——瓦雷里与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范畴,代表着艺术家对艺术至善至美至纯理想的追求。在西方纯诗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瓦雷里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他对纯诗理论进行了系统、完整的阐释,是纯诗理论的代表。20世纪20—30年代,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也受到了中国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梁宗岱、李健吾、曹葆华、戴望舒等把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译介到中国,希望以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为参照,来探讨中国新诗的目标和归宿,最终实现中国新诗向艺术本体的真正回归。与此同时,他们在接受的过程中彰显了充分的主体意识,赋予纯诗理论鲜明的民族特征,从而推动了纯诗理论的中国化,也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象征主义与鲁迅《野草》中的“梦”

象征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后来波及欧美诸国.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发展到高峰,成为第一个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象征主义,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它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和直觉主义,它的基本主张是诗歌应当表现自我的“内心梦幻”.这派诗人认为,只有凭“直觉”,即一些非理性的神秘的内心体验,才能认识真理,欣赏并创造美.他们很多是苦吟诗人,刻意追求艺术上的完美,但常常走进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死胡同.法国诗人波特莱尔是象征主义的先驱,他的一首有名的诗《对应》,后来成为象征主义的宗旨.1886年,法国青年诗人让·莫雷阿斯正     

超验里的经验──论《故事新编》的象征意蕴

鲁迅是位深具现代意识的作家。已故的唐先生就曾敏锐地指出过他对尼采的“酷爱”和小说创作中的非理性因素，这标志着他与“二十世纪新思潮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联系。“①这新思潮中，包括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要派别，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等等，而对鲁迅影响较大的则是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美国学者哈市就认为，“鲁迅抛开欧洲的现实主义派和自然主义派及日本的自然主义派”，“因为他根本就对现实主义技巧不感兴趣”，“他喜欢与象征主义有瓜葛”的一些作家②；荷兰的佛克马则指出鲁迅译介的作品中，“用于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     

“某君”、“某公”、“某姑娘”

鲁迅书信中,有时还出现“某×”之类的字样,情况不一,有的是忘其姓名,遂用“某君”代之;有的故隐其姓名,遂用“某公”代之。鲁迅在二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致周作人信(《鲁迅书信集》误署八月十三日)中说:“《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叶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文学是我国新文学中影响最大也是介绍最早的一个派别。“忧郁的情思”里包含着“生活的热忱”,是中西象征主义文学所共同具有的突出特点。两者的不同在于：西方的象征主义者的“忧郁”和“热忱”,来自于对社会的整体否定,以及个人极端发展的强力意志精神,在“人与世界”这一永恒性命题中思考人的意义和价值;而中国的象征主义者却总是关注与“个性生命”密切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个人精神所呈现出的“具体性”和“现实性”特点,使他们对人自身价值的理解没有达到西方象征主义者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就其诗歌意境来说,中国的象征主义不具有西方象征主义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中,中西象征主义虽然都追求诗的纯美理想,重视想象、比喻、暗示和音乐性等,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中,抒情与感觉更为重要     

约瑟夫·康拉德丛林小说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

约瑟夫·康拉德是20世纪最杰出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他的丛林小说在揭露西方社会现实和剖析人物内心世界过程中,运用了印象主义、独特的叙事方法和象征主义。     

茅盾与象征主义

一茅盾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个主要成员,他早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对文学的基本主张是与这个文学团体所揭示的“为人生”的宗旨相一致的。他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仅要“表现人生”,而且还要进一步“指导人生”。由此出发,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以直面社会人生,“对现实抱批判的态度”的写实主义(也即批判现实主义)为主。但是,他在同一时期内(主要是一九二○年),也就是他尚未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深入了解无产阶级文学以前,又曾一度提倡新浪漫主义。茅盾早期所提倡的新浪漫主义,以罗曼·罗兰、法朗士、巴比塞等法国作家为作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色彩的新理想主义文学为重点。但他也按一般的说法,将十九世纪末戏剧中出现的反抗自然主义的象征主义运动称之为新浪漫主     

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

“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是当代西方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学术流派。目前已经引起我国学术界注意的安东尼·史密斯是后者的代表人物。“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论述的重点在于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市民 (或公民 )性以及其缘起的西欧性。“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则注重研究民族的历史性 ,民族的族群基础及其文化特征 ,并且特别强调民族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持久的生命力。两种民族理论的发生、发展及其理论对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加强对它们的研究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象征的意义——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本文将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象征”论的接受历史进行了如实梳理和辩证剖析。象征主义的“象征”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中国新诗多从创作方法来理解象征意义,并以“兴”来阐发“象征”。中国新诗在接受象征主义过程中融合民族传统审美范式,立足自身发展,并进行了自己的诗学建构。     

论穆木天的《谭诗》

《谭诗》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概念,作为反驳“散文化”的有力武器引入中国诗坛。穆木天一方面横移西方象征主义的观念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又在具体论述中竭力抹去其超验色彩,这既来源于辰野隆的启示,也表现了穆木天试图建构中国“纯诗”理论的努力,并直接导引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不同特征。     

茅盾对象征主义的译介

茅盾对象征主义译介始于1919年，1920年最为集中，1923年收笔，并于1925年开始否定象征主义。他的译介着眼于新文学建设的需要和思想启蒙运动，所选的对象都带有相对的进步性，还关注到负面影响。但他未能区分象征主义在艺术哲学观和创作美学上的不同所指，这是导致他全然否定象征主义的关键所在。他的译介还缺乏对象征主义艺术特征的概括，对一些现象的理解、概念的使用也有不当。     

无法穿越的象征主义：梁宗岱对梵乐希的接受

梁宗岱与梵乐希因为共同的文学理想构成异国之交。在对梵乐希的接受与传播中,梁宗岱成为我国象征主义诗歌纯诗理论整体观论第一人,又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象征主义诗论家①。他为诗学领域展示了一个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化的纯诗论体系,这由象征主义诗论以及梵乐希象征主义纯诗论与中国古典象征主义理论有机化合而来。所以他的诗论理论来源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个则是国外的象征主义诗论,特别是梵希乐的纯诗理论。但是,梁宗岱却不是一个完整的象征主义诗歌创造者,这是因为他的聪明自恃而又疏于持续造成的。     

《莫比·迪克》的象征意义

美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在长篇小说《莫比·迪克》(又名《白鲸》)中充分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创造了小说的永久魅力和超时空的文学价值。     

劳伦斯的小说艺术技巧散论

<正>在英国文学史上,很少有象戴·赫·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这样多才多艺、富于激情的作家。他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等方面都有所探索,作品多达40卷,可谓著作等身。他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创作,共有10部长篇,7部中篇,60多个短篇。 在讨论劳伦斯及其创作时,总有这样一种观点:“他主要在内容上,而不是艺术上,被看作现代派的。”其实,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统一的。既然劳伦斯的小说在内容上是现代派的,那么其艺术形式也必然与之相适应。事实上,劳伦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汲取了欧洲文学的优秀传统,熔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于一炉,创造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现代主义小说。本文拟就劳伦斯小说艺术技巧的几个方面初试探讨。     

论李金发诗歌创作的社会情绪化特点——由"热血青年"到追求"荒诞"的创作心理剖析

诗歌是创作主体的情感情绪“显然外化”的文学样式,也是较其它文学样式更贴近时代情感、时代情绪的文学样式,对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时代背景的梳理,可以看出他由“热血青年”到“追求荒诞美”的生命历程、其诗歌“社会情绪化”的过程,以及“否定”、“逃遁”的社会情绪特点。     

象征主义与意象主义诗歌之比较

象征主义(Symbolism)和意象主义(Imagism)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两大流派。象征主义诗歌(亦称象征派)被视为开创西方现代文学的滥觞;意象主义诗歌(亦称意象派)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一场革命”。显而易见,它们在西方现代     

“八·一三”抗战中的冯玉祥

“八·一三”抗战期间,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是“八·一三”抗战的最高指挥者,但由于蒋介石害怕冯掌握兵权,多方掣肘,使之有职无权,限制了他指挥战争的作用,不过冯的爱国精神却是蒋所限制不住的。他不顾蒋对他的歧视,仍然不断地提供有利于抗战的建议,并关心抗日士兵的疾苦,宣传“八·一三”抗日英雄的事迹。他对“八·一三”战役中所存在的混乱、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批评,反映了这场战争的一个侧面。冯玉祥虽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职位参加领导过“八·一三”抗战,但他在这期间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也未见到学术界的专题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探讨如下。     

浅谈田汉五四时期的话剧创作

(一) 田汉是我国五四以来著名的戏剧家,他在剧坛上崭露头角,是从1922年他的《咖啡店之一夜》在《创造》月刊发表后开始的。 田汉(1898·3·19——1968·12·10)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自从十岁那年,祖父同人家定完了卖最后遗产的文契后,”他家就与“咸同以来的大地主的荣誉告别了。”子孙们“从此就打上丁无产阶级的新文印了。”(《上海》),少年的田汉“插秧、打稻,车水、放牛、推车子”(《田汉选集·前记》),贫困的生活培养了他热爱劳动的品质。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反映在他后来的话剧创作中。     

关于党史教学中的一些问题

十、长征中,刘少奇是何时被派往北方局的?他与“一二·九”运动有无关系? 今天中午有人问,刘少奇是否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我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刘少奇同志一步也未少走。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他是政治局委员,他参加了的。瓦窑堡会议后,决定派他去恢复北方局工作,担任北方局书记,所以,他于一九三六年初离开陕北到天津去,一九三六年三月到了天津。当时“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