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大国政治探析

大国政治是阿富汗历史的一部分。大国政治巩固和加深了阿富汗社会政治分裂,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阿富汗也影响着大国的政治命运。19-20世纪阿富汗的大国政治主要呈现为两极体系,当前却是多国同台、各显其能的局面。阿富汗稳定繁荣、反恐怖主义、反毒品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但这一原则共识并没有改变大国政治的内在逻辑。2014年底,阿富汗国家建设进入转型期,其大国政治没有"转型",没有出现所谓政治真空。在阿富汗重建的平台上,大国政治正以地区一体化战略、管线铺设、资源开发及其规范、发展援助等隐秘形式展开。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有限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思考

1998-2013年间,上海合作组织参加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立场和政策分四个阶段基本成型。阿富汗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欧亚地区产生影响,其政治和解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是国际社会难以把握的进程,毒品失控严重妨碍社会经济恢复和国际援助效率。上海合作组织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安全合作构筑周边反恐反毒安全带,积极参与和推动阿富汗社会经济重建,为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政治统一提供国际平台。     

巴基斯坦在未来阿富汗局势中的作用

美国撤军使阿富汗未来局势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大,主要看点集中在政治和谈、反恐和重建等方面。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具有独特影响力,其对阿富汗未来局势的作用取决于伊斯兰堡对一系列涉及其核心利益问题的判断,包括战略纵深问题、悬而未决的杜兰线问题、与巴现行安全战略的一致性问题、阿富汗新联合政府所能提供的机会、巴国内的挑战问题等。阿富汗稳定符合巴国家利益,巴从多方面努力促进与阿合作,支持阿富汗的和平谈判与重建。     

土耳其在阿富汗重建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探析

2001年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阿富汗的重建工作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凭借与阿富汗传统的亲密关系、相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同时拥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好感等优势,积极参与阿国重建并发挥了有效作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土耳其也面临着自身经济实力限制、国内安全隐患牵制以及其它地区强国挑战等困难,但是未来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进程的态度和政策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对5·12汶川大地震后心理援助工作的思考

5·12汶川大地震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对地震中的受灾者进行心理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灾后心理援助过程中出现了专业心理援助人员严重匮乏、心理援助工作呈无序状态、对心理援助对象的认定有局限、对灾区群众的心理援助缺乏系统和长期的规划、媒体宣传带来心理伤害、心理援助带有盲目性等问题。因此,应加强灾后心理援助的制度支撑和统一领导,建立长期的灾后心理援助机制,进一步培育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发展心理援助的民间力量,把心理重建与思想重建和文化重建结合起来,对受灾者及其他人群进行多种形式和科学有序的心理援助。     

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视野中的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它既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赖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的外援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新世纪,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应当适时改进中国的外援工作,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服务。     

中国身份变化与对外经济援助

以建构主义理论中的身份概念为依据,对中国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对外援助进行阐释:建国后最初的三十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出于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属于第三世界,以及服务于反殖反霸、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来考虑;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对外援助则是出于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来考虑;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中国主要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来考虑对外援助。在未来的对外援助中,中国应进行战略性的思考,把责任和利益相结合,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资源战略和软权力等角度进行更加细化的考虑。     

战后国际发展援助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战后60年来,作为推动发展重要手段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发展磕磕绊绊,成败参差,毁誉交织。本文以发展援助指导思想与实践的互动为线索,分析了国际发展援助四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试图廓清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全面、深化的过程,以及发展援助对于发展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将建设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目标,国际发展援助思想和实践的演变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历次边界谈判中最顺利最迅速的一次——中阿谈判与双边边界的划定（下）

“中阿边界条约”,是中阿边界谈判的“标志性”成果。该条约的“前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阿富汗国王陛下,为了保证存在于中国和阿富汗两个独立和主权国家之间愉快的友好睦邻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决定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本着友好合作和互相谅解的精神,正式划定和标定中国和阿富汗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坚信,两国边界的正式划定和标定,将进一步加强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阿富汗还在路上

早在2001年的12月5日，联合国主持下的阿富汗主要政治派别在波恩达成一致。将组建临时政府。“使阿富汗摆脱恐怖主义和毒品，实现国家永久和平与稳定。”五年过去了，阿富汗的现实似乎是对当年乐观预测的一种嘲讽。1月30日，爆炸声再次划过阿富汗的天空，可当地人已司空见惯。美国《外交》杂志将阿富汗局势形容为“正在接近‘引爆点’”。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受到本国的经济制度、行政结构、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制约,而且它也受到本国意识形态的影响。抗战时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利益,制定了不同的对华政策。先后采取了中立观望、援华制日、联合作战政策。中立观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援华制日、联合作战政策增强了中国的抗战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国民政府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成年监护人标准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制定成年监护人标准制度的目的在于使成年监护人能够胜任监护工作,故其通常为各国成年监护立法的重点。美国成年监护人标准制度经过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已形成一整套相当完备、具体的体系,作为美国成年监护制度中的一个亮点,它也是许多国家争相效仿的范本。目前,中国有关成年监护人标准的规定比较抽象,且极不科学,无法具体应用到实践操作过程中。因此,中国成年监护人标准制度的重构与完善已迫在眉睫,而美国成年监护人标准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美国商品流通领域反价格垄断的法律规制研究

美国针对商品流通领域的反价格垄断的专门立法主要有《罗宾森—帕特曼法》和《米勒—泰丁法》。《罗宾森—帕特曼法》将价格歧视明确化,《米勒—泰丁法》将转售价格控制合法化。我国的《反垄断法》已有针对商品流通领域反价格垄断问题的基本规定,这些条款在实践中,仍然具有进一步明确和解释的空闻。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的立法。     

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中美股市财富效应比较研究——对牛市和熊市的检验

本文以最能凸显财富效应的牛市和熊市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对中美两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和各自主要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美国股市虽然在相对规模、公司业绩、投资者行为、股利政策等方面远远优于中国股市,但是其财富效应只比中国股市略强,且自身统计性质不够显著。其原因是股票市场特有的波动性增强了投资者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削弱了股市财富效应。最后分析了关于中国股市财富效应问题的政策含义。     

浅谈美国住房保障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居民住房条件大幅改善,但房价的过快上涨又使低收入群体陷入住房困难,从而促使国家住房保障政策的出台。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的住房保障政策起步较早,相关法律制度较为完善,住房保障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广,住房保障政策发展较为成熟,在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据此,拟通过文献研究的方式,在分析美国住房保障政策的基础上,将中美两国的住房保障制度进行对比,从而努力探寻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实践启示。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本轮金融危机是因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和金融监管缺位造成的。危机对我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坚持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确保了我国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增长。     

抗日战争全局视野下的“英美派”探析

“英美派”是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它缘起于清末民初国人的留学潮流．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外部环境。“英美派”政治上崇尚英美民主模式,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交上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英关派”在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反倾销与反补贴裁决的政治基础

文章认为,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转型是美国经贸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会充分运用立法权和监督权,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与裁定过程中施加影响;在产业界,为了扩大影响力,企业与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联合发起申诉的趋势日渐明显,同时,案件申诉者的数量在增加,行业集中度高的特征很突出.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致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实施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日渐频繁.     

法币平准基金与美国经济援华政策探析

法币平准基金是美国经济援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准基金的成立,与远东战局的发展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援助,一方面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稳定了金融,极大支持了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到二战结束之时,美国已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