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净土信仰新诠

道生法师著《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以阐明“法身无色”“佛无净土”。非但诸佛无净土,即使“随于所化,取彼之国”,也有“造、致”之别,而非自造。僧肇大师谓之“如来所修净土以无方为体……本其无方,佛土之真也”。吉藏大师则言“土以不土为体,要由不土,方得有土。即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也”“佛开三身,以身例土,而有三土”“法身栖中道第一义土”。佛无净土,即佛土外无土,心外无别法。以依正不二故,不仅有情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乃至草木,亦有佛性。一切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皆成佛。     

佛教“法身”概念的另一种解读方式——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意义

《法华经》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最受广大信众尊崇和信仰,与《华严经》《楞严经》并称“诸经之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造像中有大量依据《法华经》内容塑造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它们以蒙太奇的手法将过去世间的多宝佛与现在世间的释迦佛连接在同一画面,借助过去佛与现在佛、存与亡的关系深刻地阐述了“法身”的惟一性、永恒性和平等性。这种二佛并坐像以直观感性的艺术手法使抽象的“法身”概念形象化、通俗化,以有相之造型艺术诠释“法身”的无相之理,因而成为《法华经》思想的象征性造像。     

禅宗“呵佛骂祖”的真义

大乘经典中,对“成佛”之义的阐述可从法身、报身、化身等三个角度展开,其中最根本和核心的是成法身佛.成法身佛的关键在于破除人我执、法我执而当下与真如相应.禅宗将大乘经典的这种言教演成活生生的身心实践,所以杀活纵夺、不拘一格.而针对妄执经典言教和外在形象的人,尤其以“呵佛骂祖”的狠辣手法,要令其一刹那间失却一切攀附而悬崖撒手,亲见本性,直证真如而成佛.“呵佛骂祖”的表面形式,恰恰有着“成佛作祖”的佛教真精神.     

呼唤居士:《佛法金汤编》研究

《佛法金汤编》为明初岱宗心泰所编,乃后期居士灯传的发轫之作。面对唐宋以降的佛教转向,作者藉此编纂希望僧俗两界重新考虑居士的佛教定位,以适应佛教民间化扩散的历史事实。将居士誉为佛法的金城汤池,把灭佛、排佛的敌对王臣纳入居士之中,以及对宋代居士的绝对偏重,可以看出作者希望笼络所有社会力量护持佛教的良好愿望。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日本佛教研究的新方法

东京大学于1905年曾开设宗教学讲座。最早的任课教授姉崎正治博士,前此一年便已发表了学位论文《现身佛和法身佛》;5年后的1910年又出版了《根本佛教》一书。可以说,在原始佛教的研究方面,30出头的姉崎博士已经异军突起。1912年,当宗教学与印度学尚为一体时,他建起了宗教学研究室,不久又打算出版学术性杂志《宗教研究》。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是否与印度哲学分道扬     

论晚唐诗僧贯休的涉佛诗及其意义

贯休是晚唐五代著名的诗僧,在他现存的七百多首诗歌中,有大量的涉及佛寺、僧侣、佛法的诗歌。贯休生于唐文宗大和六年(832),经历了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的灭佛运动,在唐宣宗大中五年(851) 20岁时受具足戒。因此,贯休诗歌的涉佛题材真实地反映了会昌法难后唐代寺院的功能及其兴衰变化,僧侣多元的修行方式,民众中流行的持经、诵经的奉佛方式。贯休还通过诗歌的方式传达出对佛法的认知和理解。贯休的涉佛诗是佛教在晚唐民间社会流传发展的一个缩影。     

《辞源》等“法乳”条指谬

<正>因一项研究涉及"法乳"一词,检阅了一些权威词典,不禁大吃一惊。关于此词的解释,或出处不明,或释义错误,且以讹传讹,颇为混乱。有必要摘瑕指谬,以免继续误迷大众。首先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的《辞源(修订本)》的《法乳》条(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49页):(一)佛教指以佛法哺育弟子的法身,犹如以母乳哺育幼儿。《涅槃经》四:"饮我法乳,长养法身。"宋王洋《东牟集》四、《游纯房……赠     

书法与佛教

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精髓。东汉佛教传入中土后 ,书法即成为申记与阐扬佛理的最合适工具。随着佛“道”的渗入 ,书“道”和佛“道”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而促进 ,不但使书法艺术得以普及和提高 ,而且加速了弘扬佛法的进程 ,使佛教在中国发展至新的境界     

佛耶比较视域中的《坛经》心性论和修行观

《坛经》没有像《圣经》那样充分肯定"色身"的实在性和价值,而认为只有从蕴含自心自性的"法身"中才能修得真正的功德和解脱,但是它亦没有从灵肉对立的二元立场把"色身"及其所属的物质世界看成是阻碍宗教修行的罪恶阴暗的东西。同时,由于《坛经》中的自心自性并不像耶教的上帝那样是一个超越于人类之外的"完全的他者",所以它的修行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自有永有"的造物主的护持和拯救,而是为了领悟内在于人的法身中的"本不生灭"而又"能生万法"的真空自性。     

一部形象化的《坛经》——《西游记》与《坛经》的比较研究

《坛经》是禅宗的重要经典,记载了唐朝六祖惠能多年宏法的经历.成书于明中叶的《西游记》通过孙悟空学道、唐僧取经贯穿的一连串故事,形象地展示了《坛经》的“自心即佛”的顿悟佛法.可以说,在构思、情节与人物言行上,《西游记》有很多是取材于或说灵感发源于《坛经》的.对此,分别进行了深入分析.相较于《坛经》的纯说佛理,《西游记》可以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坛经》.     

戏曲“活化石”的异彩重放——《目连戏研究》及目连戏对现代戏曲的启示

目连救母的故事源于晋《佛说盂兰盆经》，讲的是目连的母亲刘氏犯了佛法，被打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目连是个孝子，为了救母，出家苦修，历经磨难，终于仰仗佛法救母出狱，得成功果。到了北宋时期，《目连救母》的杂剧在民间盛演不衰，标志着中国戏曲进入形成阶段。...     

从《楞伽经》印心到《金刚经》印心

佛教徒的最终目的是成佛,而判断佛教徒是否成佛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佛陀的心印,二是佛陀的法印。佛因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相,且觉行圆满,故其心可为判准;佛法乃佛心的显现,与佛心不别,故亦可作为判准。释迦佛应世时,由于佛教徒对佛陀的绝对信仰,只要得佛心或佛法印可,则弟子的境界无可争议。释迦佛圆寂后,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心印方面说,自然不能说凡亲近过佛陀的佛弟子都得到了佛陀心印;从法印方面说,释迦佛圆寂后传出的非阿含经典能不能作为法印一度都是问题,更不用说以之印可修行者的境界了。由是,非阿含经典提出“依法不依人”的判断标准,将心印置于法印统摄下。龙树等大师进一步揭示阿含经典与非阿含经典的一致性,彻底解决了依从非阿含经典修学者的法印问题。禅宗强调以心传心、心心相印,似乎独重心印,其实并未忽视法印的作用,仍然是心印与法印并重。禅宗以经典印心,原因有五：其一,每有邪师混进佛法中来坏乱佛法,以经典印心可以遏制邪师乱法;其二,既然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佛经自然也可以印心;其三,禅师在堪能传佛心印前有一段修习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依法印心;其四,禅师传佛心印,如不依佛经印心,难以取信学人、息世讥嫌;其五,初心学者未见道前,欲求进修,乃至欲择明师,都必须依佛经印心。当然,因缘不同,禅宗借以印心的经典会有变化,从中土初祖菩提达摩以《楞伽经》印心到五祖、特别是六祖以后以《金刚经》印心就是例证。今天的佛教界与隋唐时期的佛教界不同,多数人不是精通教理,而是不通教理,因此大多不宜继续依《金刚经》印心,而宜依广明教理的《楞伽经》印心,否则修行者难免得少为足。     

杜甫禅诗与大乘义学思想

杜甫自言其早年即“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晚年自语“永愿坐长夏,将衰栖大乘”,诗中更有“师粲可”、“依迦叶”等语句,可知诗人追求的是大乘佛法.杜集中与佛法感触相通之禅诗近50首,与大乘义学思想关联密切,除了对“无常”、“无我”等原始佛理的解悟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性空幻有”之般若空观的体证;第二,对“空有相即”之大乘中道观的活泼机用;第三,对生活的现实态度、乐观精神以及仁者情怀与回向人生、自利利他、弘济众生的大乘精神主张不谋而合,亦是践行着大乘“实相涅槃”学说.     

以音声为佛事——禅门音乐审美化生存方式

禅宗大师十分重视"以音声为佛事",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阐释,更在实践中丰富、发展。所谓佛事,指有益于佛法、发扬佛德、教化众生之事。在禅宗典籍中,音乐歌舞乃"音声佛事"的主要内容,它们涉及赞呗音乐、教化音乐、供养音乐、法事音乐、修行音乐等各个方面。音声佛事乃是宣扬佛法、教化众生、自我修持的重要法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修行法事乃是每个僧尼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经常性的修行法事活动项目,为每天必须进行的"朝暮课诵",它是佛教最基本、最普遍的法事活动,是僧侣每天生活的基本内容,"犹人日用饮食,不可无也";而"朝暮课诵"乃是"以音声作佛事",即用诵经、唱佛名、歌梵呗等赞颂佛、供养佛,所以禅僧们是天天生活在美妙和雅的佛音的熏陶之中,因而音乐审美活动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方式。     

莲池大师对"三教一家"说及儒、道的评判

莲池大师作为晚明佛教思想领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教一家"说及"儒佛一致"论进行了评论,主张三教虽本一家而非无差别,佛为最尊,儒佛心性论有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异.他回应儒、道二家人士对佛教的攻击,对种种错误知见进行了批驳,阐明了佛法的正见.     

唐传奇中的儒、道、佛思想——从唐传奇文本看叙述者的意图

儒、道、佛思想在唐传奇小说文本中都有所体现。对道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或是贬斥,或是通过道家思想反映其非人情的一面。对佛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佛法的威力,或是写佛与非佛之间的斗争,或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对儒家思想,小说主要展现了门第观念、朋友之义、善恶有报、硬性道德说教和歧视女性等方面的内容。文本中的儒、道、佛思想反映了叙述者的价值取向。     

从法身到肉身——试论初唐佛像样式转变的观念背景

佛教艺术风格的发展并非仅仅是不同审美意识或地域文化交流的结果。作为崇拜的对象，佛像的造型必然还包含、反映着民众对于佛的概念和性格的认识。本文重新梳理南北朝到初唐时期的佛像的风格变化，反思传统“胡化”、“汉化”的解释框架，认为仅从文化交流和竞争的角度出发无法全面理解中国5～7世纪佛像在多种样式之间的发展和变化，进而从佛像观念的角度展开对于初唐佛像样式转变动因的探究。结合对于初唐样式发展的时间梳理，以及造像记、灵验像故事、舍利信仰等现象的讨论，本文认为7世纪末，民众对于佛像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法身”的应化，到此时变化为“肉身”的佛像。初唐风格的确立和流行，或许可以在这样的从法身到肉身的观念转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分析和思考。     

佛教学者的本分与社会责任——陈兵教授访谈录

陈兵教授研读佛书,纯粹是出于弄通佛法、解宇宙人生之谜、获得安身立命之本的浓厚兴趣,可谓宗教性的追求。他认为,当前国内的佛教学术研究尚不能满足佛教及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佛教研究学者,应具备一般的宗教学知识和系统的佛教知识;具有一定信仰或起码有浓厚的兴趣,在研究佛教时多能全身心投入,容易理解佛法、了解佛教现状。大乘教义必出佛陀,大乘经的多数源出佛说,仅依个别部派所奉的《阿含》论佛陀,未免以偏概全;关于佛教现代化,研究佛教的人,只能有理有据地提出意见和方案,供佛教界和政府参考。     

唐生智弘扬佛化再研究

唐生智大力宣扬佛化有利用佛教中的某些思想资源作为军队精神支柱的用意,为达此目的,他需要解释乃至论证其一贯宣扬的佛化与革命二者之间不是相悖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互为一体的关系,以便消除众人的疑问。由于唐生智对佛法要义的诠释过于“异想天开”,有时他对佛法要义的认知与一般人甚至与佛教徒的既有认识存在较大错位,因而时人对唐生智的做法及解释不以为然,并对其言行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唐生智之所以会有既维护佛教又破坏佛教这一看似吊诡的举动,是其对佛教过于自我化理解的必然结果,而并非舆论所断言的“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