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二——唐代烽铺的管理

我国烽堠有其悠久历史,早在西周已有烽燧,到西汉已形成制度。汉代烽燧的管理系统,从汉简见管理边郡的烽燧记载颇详,如居延的情况是:边郡太守——都尉(太守下专佐武职的官员,开府辟曹)——候官——候长——士吏——燧长——燧卒。①可是唐代却不然,唐有关烽铺的管理,②史所不详。《唐六典》卷五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条: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二——唐代烽铺的管理

我国烽堠有其悠久历史,早在西周已有烽燧,到西汉已形成制度。汉代烽燧的管理系统,从汉简见管理边郡的烽燧记载颇详,如居延的情况是:边郡太守——都尉(太守下专佐武职的官员,开府辟曹)——候官——候长——士吏——燧长——燧卒。可是唐代却不然,唐有关烽铺的管理,史所不详。《唐六典》卷五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条: 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     

早期中国边塞防御组织再认识——以甲渠候官的实名燧、序数燧为中心

汉简中关于甲渠候官烽燧名称的材料极为丰富,以实名隧与序数燧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早期中国边塞防御组织有新的认识。甲渠候官的实名燧、序数燧的职能,主要是防御和候望。分而言之,甲渠河南道上塞的部分实名燧承担着通邮的职能,而甲渠河北塞的序数燧和部分实名燧目前难以探求到其区别于前者的独特职能。甲渠候官的实名燧、序数燧的命名特点与秦汉时代的人名、里名有相似之处,如体现汉匈关系对立、追求武功、追求长寿和吉祥等。燧名和里名的命名或许还有地理位置上的联系。     

居延汉简所见“助吏”

就现有材料而言,汉简所见"助吏"一般为下级的基层官吏,其担任的职务有燧长、府佐、置佐、令史等。在担任职务时,助吏的身份一般要注明,其格式则为"助+职务名"。这种为吏方式和我们通常了解的"守"行"假"等不同。分析相关文字记录,可以加深我们对汉代边地状况和汉代为吏的具体形式的认识。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1 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劳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领域 ,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 ,而且在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屯田、赋税及烽火制度研究 ,以及考察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 ,诸如烽燧、官制、戍卒等方面 ,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烽铺考

唐以前无论是文献还是汉简只见烽燧的记载,唐代出现了烽铺的称谓,但对烽铺之铺,史载非详,故有误解者。近年来在吐鲁番出土的阿斯塔那226号墓有唐开元年间诸烽铺(属斤)田文书七件,有助于对此名称的正确解释。今节录一件如下:     

我国的丝绸之路(下)

正玉门关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处的戈壁滩上,是长城西端的重要关口。现存的城垣完整,总体呈方形,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残垣高9.7米,全为黄胶土筑成,面积为633平方米。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甜水井东南2公里处的吊吊泉沟口西侧,敦煌市与瓜州县行政区域交界处。南临三危山支脉火焰山,北与疏勒河流域汉长城烽燧遥望。因出土的汉简上写有"悬泉置"三字而得名。     

居延汉简反映的汉代河西地区戍卒、田卒问题探析

河西地区是汉代的边防重地以及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从居延汉简的记载中,汉代河西地区的戍卒和田卒来自于全国的27个郡国。各郡国人口的输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战争、政治、人地矛盾等因素。戍卒和田卒的输入对汉代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卫和经济开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

《宣与幼孙少妇书》是居延汉简中一件颇值得辨识和研究的书信。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西汉夫寄妇书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与家书无干,"实乃某一烽燧戍卒对另一烽燧戍卒即‘宣’对‘幼孙少妇’之函件","幼孙"为男子名,"‘少妇’乃‘幼孙’之字"。以上两说皆有误。从《宣与幼孙少妇书》的释文、格式、称谓、礼节和内容来看,此信之写作是汉代边吏间的私人问讯与联络,而非公干;作信人"宣"是一位都吏,受信人"幼孙少妇"是一位候长及其妻子。     

秦汉"有秩"考探

"有秩"在秦汉史籍中记载较少,而在出土简牍资料中却不断被发现."有秩"是秦汉时期普遍设置的级别较低的基层官吏,一般来说为百石之吏,但亦不完全如此.对"有秩"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秦汉基层政治制度.     

内蒙古东南部东汉长城建置考

东汉前期,北部边疆的防御政策仍以建造长城工事为主,一部分修葺利用前朝长城,另在部分地区新建长城。光武帝时期,在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与中央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东汉长城的修筑。内蒙古东南部所见东汉长城,处于有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之下,有扼守中原至蒙古高原交通要塞之用,为东汉时期军事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地理环境与政治导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居延汉简“六艺略”文献的初步整理

居延汉简有关“六艺略”的文献资料,都是典籍零星句子的摘抄,多为习字简或习字简的范本;但涉及典籍广,为同时文献,保留了字词的面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居延汉简的程度副词

居延汉简程度副词的使用情况体现了语言发展的渐变性特点,程度副词16个,分4个小类.承袭先秦汉语而来的有10个词,汉代新产生的有6个词.居延汉简程度副词的特点有:各小类词的数量及使用频率差别很大,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性谓语的数量较多,程度副词与其他词类兼类的情况很多,词与词分工明确没有出现混同兼用的情况.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     

张家山汉简所载汉初物价初探

张家山汉筒《算数书》、《奏谳书》和《二年律令》中有一些汉初物价的记录,这为我们了解汉初的经济生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数据。通过这些记录,我们了解到汉初的米价虽然昂贵,但已明显处于回落之中;爵位价格昂贵,真实地反映了汉初爵位的含金量,体现了当时重视军功的时代特征;缯价昂贵,则真实反映了汉初手工业生产尚未恢复的状况。高祖时期奴婢价格低廉,反映了汉初经济残破,人民生活艰难的情况;吕后时期的刍稾价、棺木价低廉,则进一步印证了吕后时期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好恢复的事实。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民爵八级的政治地位

据居延汉简简文,汉代民爵八级,从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在居延屯戍区内既可担任各种官职(实为百石小吏),也可以当兵。当官凭本人才能,与爵位无关,当兵说明爵位八级已失去免役等特权,成为有名无实的荣誉头衔。汉简中反映的公乘当官者多、当兵者少,公士当兵者多、当官者少的情况,说明爵位高低还有一定影响,但这影响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并无法律保证。汉代这种以才能任官的政策是进步的。     

两汉河北地区的交通及其对城市的影响

汉代河北陆路交通发达,南部以邯郸为中心,有纵贯南北和横穿东西的三条道路:北通燕、涿,至辽西碣石;经中山国西北部至代;东西方向的道路,连接今山东和山西。北部交通道路随着长城防御系统的建立和完备而发展起来。由于黄河在河北泛滥和平原地势低洼、湖泊遍布,河北平原东部和中部虽有南北纵贯的陆路交通,但偏僻难行。河北平原水路交通的发展,以东汉末年曹操开凿白沟渠、利漕渠、白马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运河为转折点,这些运河工程奠定了后来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与交通路网的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汉代河北郡国的设置由西向东递减,城市南密北疏。     

原始阅读方式与早期的文本释读符号

以另文对正文加以解释补充的著作形式也是古已有之 ,几乎是与书籍同步出现的。以符号助读或释读也是一种古老的阅读方式。这些符号至汉时已相当规范 ,汉时已有了句读的记载 ,《说文解字》中有对这些阅读符号的解释。但是 ,以前由于没有见到实物 ,尚难对具体情况作出分析 ,近年来 ,出土了大量战国竹简文书 ,部分简书上有一些阅读标记 ,根据这些 ,我们可以对早期阅读方式作一些具体分析。上博简《孔子论诗》中有多种墨标符号 ,将它与其郭店简等比较 ,可看出它们的一些具体功能。有一些也体现了作者对文本的独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