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潜于创作长河型的"心灵的史诗"--论无名氏的《无名书稿》

在被视为"生命大书"的<无名书稿>中,无名氏企图于外来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外,为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文化生命寻找一条拯救和改造之路.在创作方式上,无名氏凸显现代知识者的"情感"写实,称他的<无名书稿>要写一部"心灵的史诗"和"20世纪中国人心灵的革命史",即为人们展现和剖示以现代知识者印蒂的精神探索为旨归的心路历程.印蒂有着"见山甩山"的魔鬼般性格,为追求生命的"圆全",上下求索,历尽磨难,而最后终得正果,这显示出中国现代知识者精神探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现代精神"浪子"的先驱——鲁迅文学世界里的自我精神形塑

20世纪初是一个大量产生精神"浪子"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给传统"浪子"形象赋予了更多的现代精神内涵.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作为永世流放的"异乡人","浪子"是寻找的主体,是肩负时代启蒙重任却又置身于虚无之境的知识者.鲁迅笔下的"狂人"、"过客"、"孤独者"等"浪子"群像,也是鲁迅对自我精神形象的变形书写.     

知识者的自我寻绎--解读徐訏早期小说的另一维度

在现代文学史上,1943年曾被称为"徐訏年".徐訏小说的意义在于他以"俗本"的故事为凭借,以"雅本"的生命哲学思考为寄寓,最终所指是青年知识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自我价值的找寻和肯认.从他的小说可以寻绎那个时代知识者的人文理想和文化精神.     

政治创伤中的“文化记忆”——台湾现代诗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书写由政治事件引发的生命个体的"存在焦虑",始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的重要主题之一。为确认个体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多重面貌的"中国形象"以镜像功能的意义,构成现代诗人笔下内涵深邃的意象。对"中国形象"的营造,超越了单纯的乡愁情结而成为特殊历史时期文化生态及知识者心路历程的见证。     

知识“阉割”的可能——知识者为何痛苦

在知识者谱系当中有这样一类:他们性格残缺不齐、体态单薄病弱,气质内敛孤僻,格调沉郁灰沉。这是现代知识者的一种"病症"。此类知识者"病症"的缘由在于知识的"阉割",而"阉割"表现为四种:灵与肉的冲突、知与行的背离、梦与实的反差、罪与罚的共生。     

"后浙江村时代"北京浙籍小商户的社会融入

此研究通过对经历从"浙江村时代"到"后浙江村时代"转变的三户北京浙江籍小商户的半结构式访谈,运用生命历程和日路径的方法分析该变迁给他们造成的经商、居住、家庭成员发展等的影响;研究他们融入北京社会的程度和共同现象,得出他们与北京本土社会群体"非整合"现象依然显著的结论,并揭示原因,从而从政府行为的角度提出由"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制约""个人能动性"三个影响因素所启发的促进社会融入的途径.     

"渔父"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剖析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渔父"形象,透过其形象,可以窥测出在中国文化熏染下的文人立身处世行为和林林总总的心态.简言之,"渔父"现象的背后,贯穿着文人出处进退两种世界观和生活态度的矛盾冲突.深究包裹在"渔父"形象中的文人心态对于深刻认识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心理,了解中国文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客观现实的态度、对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精神、人格品行的看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乡村文化觉醒者的价值选择--论20世纪初乡土小说中知识者的"乡村批判"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土小说作家,既带着乡村文化的气息,又烙着都市文化的印记.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回望故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乡村中国,发现它的落后与野蛮,并探寻着其历史和文化根由.随着他们对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接受,加之部分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这些乡土小说也传达出了现代知识者对改造乡村中国"贫"与"病"状的方式选择.     

清末民初西方"个人"概念的引入与置换

戊戌维新后到新文化运动发生这一段时间,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国民"而非"个人",成为这个时代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名词."国民",是一个处于"人"与"个人"之间的话语表达.它成为中国现代个人现念起源的基本命题.也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发生过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     

"五四"时期性爱思潮述略

现代性爱思潮的产生,标志着"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重大觉醒.这一觉醒,是知识者"人"的意识觉醒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当时新式知识分子把性道德的改革作为"文明之征信"和思想革命的重要方面,以自由、平等为利器,对传统中国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力图重新构建以现代性爱所奠基的新型的性道德.但是,处于新旧交替的"五四"时期,受现实条件的制约,传统与现代以及中与西的交锋,使现代性爱在实践中陷入了道德的两难境地.     

清末新小说中的"女豪杰"

在晚清以国民改造为目的的新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与传统小说女性迥异的"女豪杰"形象.这类女性为救国救民崇尚革命暴力,甚至抛弃贞操、家庭、情欲,泯灭其性别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想像性.此种"女豪杰"形象不仅表达了晚清先进知识分子希望女子能够和男子一样肩负起天下兴亡之重任的迫切要求,更为引人深思的是,"女豪杰"这类理想女性,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女性想像的雄化叙事.这种文学叙事昭示出中国妇女的自由独立解放并非是一种平等人权意义上的个体人性权利的获得,而是从属于救国大业的、与国家的独立解放密切相关的集体意义上的自由独立.     

"父亲"形象的文化意味

刘醒龙小说世界里的"爷爷"、"奶奶"是作家理想中的乡土社会的象征,是作家的生命理念.刘醒龙小说中的"父亲"形象都有一种道德化倾向.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家朴素的道德意识和人生理想.刘醒龙对"父亲"们的命运的表现,采取的是一种诗意化、道德化的表达方式.他的创作明显缺乏历史理性.坚守传统的道德理想是刘醒龙最基本的文化立场.     

鲁迅笔下"狂人"形象系列的精神特征

透视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系列,人们可以看到觉醒者面对自身反省的主观性和近乎傲慢的强烈意志力以及他们孤立于庸众、几近被吞噬的巨大悲哀.这一群体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脊梁精神".他们是中国现代废墟上的希望之星.     

郁达夫:"卢梭主义"与现代感性"自我"的镜像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在中国现代自我的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他突破了传统在自我关注上加诸的道德禁忌,将文学作为镜子,用来观察自己、打量自己、想象自己、改造自己.他的创作突破了前现代"仁者无忧,勇者无惧"的圣贤文化模式,表现的都是平凡个体的"忧"与"惧"的生存体验;他以"我感故我在"的姿态展示了现代自我的感性生命体验,并致力于探索一种灵肉协调的人性化伦理,对这种肯定人的感官快乐的个人伦理的探索,是郁达夫对于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也是他区别于张资平式的情色小说的严肃性所在.     

尤金·奥尼尔剧作中的"逃遁者"形象

尤金·奥尼尔剧作中塑造了一大批"逃遁者"形象,他们在一个封闭、远离现实、充满诗意的过去或幻想的世界里游荡,灵魂无所归依.从形态分析,生成动因对"逃遁者"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剧作家笔下折射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惑.     

关于"夸父逐日"的象征性解读

作为象征型艺术的一个典型形象,夸父身上蕴涵着一种源自洪荒时代的宗教旨趣和生存理念,一种"处在人世现实中的神性因素",表达着人类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夸父是中华文化史上第一个仰望太空思考神恩的人,是中国先民中的第一个理想主义者.就其悲剧意味来讲,夸父身上兼具黑格尔所说能引起"真正的同情与哀怜"的美好品质和尼采所称赏的体现生命意志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探析沈从文"乡下人"观念的基本特质

沈从文"乡下人"这一观念绝非是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所建构的宗法制"乡村文化",而是一种原始文化的遗存.其"乡下人"具体包涵二个内容,一是野性的生命,一是自由的性爱."野性的生命"主要以水手这一形象为载体,"自由的性爱"主要以翠翠等湘西女性,包括湘西妓女形象为载体.     

"发现"王安石:胡适的视角和方法

胡适是近现代以来致力于为王安石正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虽不是研究王安石的学术大家,却始终对王安石保持浓厚的文化兴趣,执着于从文化现代性视角出发"发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借助"比较参证"的研究方法,胡适发现了一个更加"现代"、更加生动,也更加独特的王安石.胡适对于王安石的"发现"自然受到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人新史学实践的直接影响,也体现了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自觉和功利动机,同时也与其个人复杂的人生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胡适而言,王安石不只是一个研究对象,更是其观照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视点和"方法",融入了其个人深刻的人生体验.相比于同时代的新文化人,胡适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了王安石形象的近代重塑.     

"成长小说":传统与影响

"成长小说"起源于德国,成长小说并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在性格发展时期的经历和冒险故事,更着重描写人物道德和心理发展过程.其主题往往包括成长时期、学年时代、旅行、爱情以及寻找自我、身份和未知世界中有意义的生活.由于那时展现给成长小说主人公的机会与那些在那个时代长大的人的真实经历极为吻合,成长小说特别适合那个时代不断发展的中产阶级的价值需要,迎合了他们在文学指导和思想启迪上的趣味,因此变得较为普遍和流行.     

熊著《张居正》重塑"帝王师"形象的人类学限度

历史存在具有丰富的意义空间,演述历史则成为意义空间敞开的必然过程,人们由此获取人类经验的重新理解,生命也相应得到多维阐发.熊召政著<张居正>以"帝王师形象"小说历史,穿越明代史的经验重建自己对一代首辅的经验理解,并在张居正的生命阐发中抵达了历史及其演述的人类学限度,也在这一限度的可能性中完成了"帝王师形象"的重塑:以对话授言的叙事模式辅展形象、以巧设言路、微言大义、忠、情并举的个性选择细化形象,刻画出张居正以才辅政、勇担公义的帝王师形象,巧言、微言、忠言三个层次构成熊著张居正形象的奠基方式,而其文学结构的核心则为君臣之对,诗意与史性皆由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