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学、师授渊源看清代考据学者的学术研究

考据之学占领清代学术全盛时期全学界，清代考据学者地域性集中之程度，主要是因家学传统、师授的渊源不同而产生的。     

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回顾

本文对２０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概况，分阶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指出了各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及其不足之处。作者在展望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时建议：学术界要重视和加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尽速建立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学界同仁更应埋头苦干，写出超越前人的高水平论著来     

论顾炎武的历史哲学

前辈学者一般认为,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其历史考据。其实,顾氏以六经皆史、以经证史的历史观而奠定了乾嘉考据之学的思想基础和治学方法,并在考史辨妄、以信作史中寓引古筹今之历史哲学,从而对清代经世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研究顾炎武的历史哲学是重新理解整个清代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     

江藩学术思想探析

江藩是清代著名的汉学家,为惠栋的再传弟子.博涉经史,著述等身,尤以其<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影响最深,被誉为"全面系统研究清代学术的第一人".对其学术思想的探析,可以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汉、宋二学的发展态势,同时,也是我们理清整个清代思想文化走向的重要环节之一.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直接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运动"的崛起,也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学术史上不绝如缕的疑辨传统.     

语境化研究和反现代化叙事——本杰明&#183;艾尔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述评

美国中国学界向来重视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处于转型阶段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更是颇受青睐,著作甚丰。本杰明&#183;艾尔曼（Benjamin Elman）就是专攻这一块的著名学者。他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从新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现了清代思想史不同于传统研究的另一面。他既反对只从内在理路出发看思想的变迁,又不赞同把思想史局限在政治史的框架内。为此,他倡导“语境化”研究,强调思想史的社会根源和本土背景。此外,艾尔曼反对“现代化叙事模式”,认为要从开端出发探寻历史,并要注意知识的地方性生产机制。所以,我们在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中,要积极吸取美国中国学家的有益成果,把我们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对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的认识关系到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从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 ,中期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到晚清的俞樾等无不以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作为他们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学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说明考据学家们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对批判程朱理学、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

中国近代将"创新"与"保守"看作价值相反的两极,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文化态度便成为孔学研究的一个争论焦点.事实是,任何文明或文化要平稳前进,必须有"创新"和"保守"两股力量.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我们不必讳言"保守",亦不能讥其"保守".进言之,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正可以纠现代学人一味"创新"之偏.     

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

扬州学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学术群体,它以扬州地域为活动范围,作为乾嘉汉学的一个分支,继承和发展了惠栋、戴震的考据之学,反映了乾嘉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之际的时代特征,其学术特点是:(1)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并取得总结性成就;(2)突破了传注重围,开拓了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逐渐具有近代气息;(3)反对汉学的墨守与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教育活动史”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的话:以往我国教育学界教育史研究的取向是思想史或制度史,即所谓"二分教育史观"。2008年,周洪宇教授提出了"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取向,旨在揭示教育的原生态场景。由此,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分教育史观"开始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之后,学者们通过著书立说等活动,积极开拓教育活动史研究新领域,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本专题选用的两篇文章,分别从两个方面呈现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新视野。周洪宇、刘训华的《论教育生活史的学术     

清初文化的遗民倾向与封建文化的专制化——兼谈《杜诗详注》的文化底色

清初文化的遗民倾向表现在文学、史学、学术研究等领域,这促使了清朝统治者采取极端文化专制政策控制思想,它是清代学术向考据发展的原因,也是《杜诗详注》注重考据、以忠君思想和"诗史"观念注释杜诗的文化底色.     

“述而不作”中的“天人合一”思维——以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为例

"述而不作"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特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不仅具有丰富的学术意蕴,更具有深厚的道德意蕴。这个思想与中华的"天人合一"思维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述而不作"不是不要作为,而是不"妄为",这正是"天人合一"思维在学术领域的体现。钱穆是20世纪学通四部的国学大师,他的很多著作都离不开"天人合一"与"述而不作"。透过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能加深对"天人合一"与"述而不作"关系的理解和对中华文化特性的把握。     

清初学术视野下的《山海经广注》研究

吴任臣为清初著名学者,治学广泛,著述等身,《山海经广注》是其早年撰写的一部关于训诂学、地理学方面的考据类著作。吴书的考证工作直接开启了清代乾嘉学者"《山海经》考据热"的学术传统,在明清时期《山海经》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本文就该书之编撰体例、学术特点、流布情况及其影响进行探究,旨在揭露其在明清学术转型视野下所体现出的深层学术史意义。     

21世纪宋元明清哲学综合研究突破的可能性之探寻--从胡适"近世哲学"概念谈起

胡适用“近世哲学”概念将自北宋至清代近千年的学术、思想史看作是一个大的思想史单位,以相对中立的价值态度来分析宋明理学的理论贡献与理论失误,强调这近千年的思想史及其问题意识的内部转化过程。与宋元明清思想研究者相比,胡适以其整体性观念和科学理性的精神来重新解释清代学术,把科学精神与重视民众物质需求的现代性思想结合起来,构筑起清代学术与西方现代思想之间相互对话和理解的平台,凸显了清代学术的现代性特质。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何以可能?——基于当代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反思

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既是当代中国的现实之亟需,又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演进的必然要求。如何恰当地把握这一必然要求,以有效地应对当代中国的现实之需,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界一个不容回避的任务和使命。为了避免抽象的泛泛而论,文章将这一问题纳入到现代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演进的内在脉络之中,从学术史和思想史演进的"本体属性"的高度,详细分析了由学术范式的转型和思想视野的解体给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所带来的一系列困境,努力清除了阻碍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种种观念的淤积,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话语体系创新开掘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路径和参照视野。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大陆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20世纪以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善书(或称劝善书)是一种劝善戒恶的书籍,在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广为流传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关,对中国善书的研究较早得以展开,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善书研究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本学界及欧美学界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并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宗教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善书研究,亦即可以看到中国善书研究的三种可能走向,包括书志学的继续推进,横向的社会史视野和纵向的思想史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善书研究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