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的TRIPS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公共健康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药品专利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也日趋突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由于相关各方利益的冲突,TRIPS协议下的有关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条款,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及争议的焦点。如何协调TRIPS协议下药品专利私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利维护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除了要在立法方面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可行性方法,使强制许可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公共健康危机时药品的可及性。     

论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的TRPIPS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公共健康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药品专利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也日趋突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由于相关各方利益的冲突,TRIPS协议下的有关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条款,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及争议的焦点.如何协调TRIPS协议下药品专利私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利维护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除了要在立法方面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可行性方法,使强制许可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公共健康危机时药品的可及性.     

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维护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利滥用的重要手段,随着多哈谈判的进展,国际社会已就药品强制许可相关问题达成共识.根据TRIPS协议的有关条款,我国已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强制许可制度,但这些立法是否充分运用了TRIPS协议弹性空间,是否符合当前我国公共健康利益之需要,还存在一定的疑问.     

印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对印度本国医药产业从简单的模仿国外专利药品到能够独立自主研发新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印度药品强制许可制度进行概述并对其政策效应进行评价，为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设计与执行提供借鉴。我国需始终以人民健康利益为中心，进一步理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路径，明确专利强制许可各方的权利及义务，提升重大公共安全卫生等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以及价格管理、医保补偿等配套制度。     

WTO协定的首次修订——Trips协定第31条之修改

2007年10月28日,我国批准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修正案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是2001年11月启动的WTO多哈回合谈判至今取得的惟一一项具体成果,是WTO成立以来几十个生效协定的首次重要修订.<议定书>放宽了对专利强制许可药品出口的限制,消除了符合强制许可规定的专利药品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为发展中成员、最不发达成员通过进口获得更便宜的必须药品,解决公共健康危机提供了便利.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多哈健康宣言》之后的发展

《多哈健康宣言》、《总理事会决议》以及《修订TRIPS协定议定书》所建立的“第6段机制”放宽了对医药产品的专利限制，突破了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药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规定，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廉价专利药品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借鉴国际和国内层面考察实施“第6段机制”的立法和实践，我国立法应立足于促进我国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多哈健康宣言》之后的发展

<多哈健康宣言>、<总理事会决议>以及<修订TRIPS协定议定书>所建立的"第6段机制" 放宽了对医药产品的专利限制,突破了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药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规定,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廉价专利药品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借鉴国际和国内层面考察实施"第6段机制"的立法和实践,我国立法应立足于促进我国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思考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世界多个国家的传播,不仅对社会大众健康产生了威胁,而且更加凸显药品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需要之间的矛盾,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无疑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条途径。文章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背景、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目前实施这一许可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双碳”背景下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问题及破解

绿色技术是加速“双碳”目标实现的“催化剂”,在我国构建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要环节、履行国际义务的具体要求以及构建专利生态化的关键路径。我国现行《专利法》缺失“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相关规定,现有制度还存在“公共利益”条款适用不足、许可使用费“度”难以把握以及申请强制许可主体及救济程序不健全等法律问题。据此,问题破解之道应当聚焦于：在现行专利制度的框架内增加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条款、将环境利益明确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健全许可使用费定价机制以及完善强制许可主体及救济程序等4个方面。     

药品微小修改被授予专利的挑战及应对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被披露的最后文本显示，专利被授予范围扩至药品的微小修改，此举将直接导致药品专利的保护期限被变相延长，保护标准提高，仿制药品更加难以进入公众领域。这是大国主导下利益博弈的结果，忽视了普通群众的利益，影响了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有违利益衡平的原则，缺乏正当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宜盲目跟随TPP的相关规定，应当主动利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力量，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下人权保障的议程，完善强制许可制度，同时提高医保水平。     

论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禽流感在全球的蔓延给人类的生命健康亮起红灯,同时也再次引起学术界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的热烈讨论。面对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和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不仅关系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许多层面。如果缺乏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则不能确立科学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则和方式。     

美国专利司法强制许可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平衡专利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现行专利行政强制许可制度建立20多年来仍然是"零实施",探寻其他有效途径解决专利保护与公共利益冲突势在必行。多年来,美国司法机关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中实施的司法强制许可,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法。在严格规范适用条件的前提下,通过拒绝适用停止侵害的做法,适当推行专利司法强制许可,可以弥补现行行政强制许可的不足,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需要。     

药品知识产权与公众健康冲突解决新途径——AMC初探

药品专利保护所引发的公众健康问题日渐受到全球公众的关注,而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等解决措施存在诸多弊端,很难被发展中国家所应用。先进市场承诺(Advanced Market Commitment/AMC)是一项融合市场和公鑫参与方法的激励机制,通过为医药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具有一定规模的药品需求市场,从而激励他们对这些国家所需药品进行研制投入,可以有效解决专利保护造成的可能性和可用性问题。虽然AMC在目前应用中存在局限性:受到激励的药品种类受到限制;导制"赢者通胜";AMC的公众干预性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在不断突破局限性的基础上,AMC将在解决公鑫健康问题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专利许可合同"限商条款"产生的历史基础和新发展

该选题的问题是:专利许可合同的"限商条款"的名称繁多,有关的理论范式尚未建立.专利许可合同限商条款的产生基础是技术合同的贸易惯例,这些条款是专利技术许可方利用技术优势与被许可方进行磋商时自然形成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上看,"限商条款"的危害性不仅仅是限制竞争、导致技术垄断,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利用专利许可合同长期抑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并扭曲公平交易原则.控制专利许可合同"限商条款"的国际新动向是,限商惯例、习惯已经上升为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其原则、规则是具有法律权威的法律文本,专利许可合同的当事人不得协商排除适用;同时,一个新的动态是,对于专利许可合同的"限商条款",国际社会已经采取区域共同体的一致行动,从各国实体的合同贸易的"限商条款"中专门剥离出技术合同贸易的"限商条款",对技术市场,尤其是创新市场的专利许可合同的"限商条款"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     

我国绿色技术专利司法强制许可研究

强制许可是解决绿色专利实施的有效途径,但我国绿色技术专利行政强制许可的实施存在法律制度上的障碍,短时间难以克服。法院在公共利益认定上具有天然优势,其根据个案做出绿色专利侵权不停止侵害的判决国际影响较少且能达到强制许可的目的。其替代措施"合理费用"的确定应以公共利益为主要考察基点。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与专利法律制度之比较

本文首次从相关法律制度的比较角度出发,论述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概况及其性质分析;具体而简洁论述比较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与专利法律制度中的职务行为、委托合作、同一主题、对内、外转让、权利限制、强制许可、授予条件、申请代理、国外申请、优先权、权利终止、无效宣告、保护范围、假冒与冒充、行政执法等内容;得出借鉴吸收专利法律制度的结论。     

《TRIPs协议修正案》的经济范畴困境

《TRIPs协议修正案》(简称《修正案》)面临一系列经济挑战。强制许可下的通用药品生产成本高于一般强制许可的生产成本,出于市场大小、药品捐赠、竞售药品、风险等经济因素的考虑,许多通用药品制造公司不愿意援引《修正案》及其所涉强制许可制度生产和出口药品。经济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WTO成员方对《修正案》的实施。     

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下中国绿色专利制度的构建

针对专利制度与绿色技术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中国相关专利法律法规文本的分析,发现现有专利制度仍以技术中立为基本价值,并未体现对绿色技术的引导与激励,绿色专利制度尚未建立,从理论探源、法理依据分析及国际实践经验比较 ３个维度对构建绿色专利制度进行探讨。研究认为,无论从绿色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出发,还是从绿色专利制度对绿色经济促进作用的视角,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绿色专利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同时,绿色发展理论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与完善的,强调规律性与目的性统一发展,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化各方面,为绿色专利制度构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对比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缩短专利审查时间、为绿色专利申请提供条件和经费便利、并运用强制许可制度等绿色专利制度经验,结合中国法律制度现状及经济转型需求,建议中国尽快构建绿色专利制度以与国际接轨;中国绿色专利制度的构建应当包括“绿色标准”作为绿色专利授权实质条件的确立、绿色专利审查特别程序的增加、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特殊设计、绿色专利创造激励机制的设立与绿色专利实施监督机制的配套等 ５个核心环节,其中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设计需在激励与限制之间把握最佳的利益平衡点,并制定专门的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的普适性规定相呼应。     

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国际法探究及当代启示

国内学界探讨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多从其设立的必要性和建构的可行性入手,脱离了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历史背景,其立论亦难免有所牵强.从《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巴黎文本以及随后的《世界版权公约》和《录音制品公约》对著作权强制许可具体实施规则和程序的修订可以看出,著作权强制许可适用越来越严格已成为主要趋势,其背后反映了国际著作权法日益加强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现实.同时,从著作权私法属性出发,不宜盲目设立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而应先有效挖掘我国现有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制度.     

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司法适用——以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为视角

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规定主要源自于民法上对有体物的规定。囿于传统民法理论,侵权即判令停止侵害业已成为专利领域的司法惯例。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被视为是侵权当然停止论的突破。但中国现行专利权制度并没有就其中的公共利益及合理费用等概念进行厘定。美国在禁令否决和替代性措施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立法沿革及现有的司法实践上看,公共利益与企业性质以及专利性质无关,应当严格界定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内。当权利人滥用专利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也可适用第26条。合理费用不同于自愿专利许可使用费和强制许可的许可费,而应是在给予侵权人充分救济的前提下对权利人损失的合理补偿。在合理费用界定方面,可以通过借鉴美国乔治太平洋案所确定的15种因素来进行判定未来使用费。此外,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不应扩展到诉前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