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吕后

对历史人物吕后如何评价,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长期以来存在分歧,也是正常现象。前几年,“四人帮”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借吹捧吕后,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动舆论。这样,在清算“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吕后的评价问题。批判“四人帮”歪曲历史,利用古人大造反动舆论的罪行,是完全应该、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四人帮”吹捧过的历史人物,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一概打倒,那就会     

司马迁评历史人物

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不仅写得栩栩如生,而且评得实事求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拙文就司马迁评历史人物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司马迁评历史人物,主要是在写生的前提下,以“太史公曰”或“寓论断于序事”的形式,着力于“亮相”,把历史人物的面目凸现出来,使人们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舞     

必须用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建国以来,广大的史学工作者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万恶的“四人邦”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却狂妄地叫嚣要“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把颠倒的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所谓“批儒评法”的闹剧中,“四人邦”使尽了浑身解数,或者表演于前台,或者第划于幕后,又是颁布评价历史人物的标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领域。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一是见识上的高下，二是资料上的丰寡，三是判断的当否，四是爱憎标准的不同。“知人论世”是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善恶是非，一是察其言而观其行，二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     

历史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建国以来,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曰“当时当地的标准”,或日英雄造创历史,二日奴隶们创造历史,因而一概否定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二者相持不下,互为消长,但都不足以圆满地解释历史现象,所以均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这样,就有     

严嵩、徐阶比较研究

在传统史书中，历史人物往往被分成“忠、奸”两类。其实历史人物是复杂的，这种“二分法”很难全面、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明朝“奸相”严嵩与“贤相”徐阶的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于伍子胥评价问题的商榷

伍子胥是春秋后期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他同情和赞誉,可谓“舆论一律”也。在人们心目中,伍子胥是一位悲剧性的英雄,直到现在,在一些报刊文章中,在戏剧舞台上,人们仍然对他奉献着叹惋和赞许。然而,定论未必是科学的结论。古有所谓“盖棺论定”之说。许多历史人物在他“盖棺”时虽已得论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人往往会对其提出迥异与前人的新的评价。     

关于“中间人物”的历史思考

生活的结论 写“中间人物”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不一定有了历史的结论。今天虽已没有人专写“中间人物”,也没有人提倡“中间人物论”或者批判“中间人物论”了。但人们对“中间人物论”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个问题的“自生自灭”,倒是生活为它做出了结论。正如任何事物一样,生有生的依据,灭有灭的原因,我们仍有必要对“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主张进行一些历史的思考。而要进行历史的思考,就要先探求一下它的历史的轨迹。     

蔡特金——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袖

历史上的“人物”千千万万,形形色色。每个历史人物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和活动的。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质并起着特有的历史作用。克拉拉·蔡特金在国际妇女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因而其活动也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其本人也一直为人们所怀念。     

略论陈独秀

陈独秀是个情况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过去,在历史学界,作为学术问题,对他的评价问题曾展开过讨论。那时的讨论,认识虽未统一,但多数人认为:陈独秀曾经是个“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后来却堕落成为托派。但是,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垄霸史坛,任意褒贬历史人物,硬把陈独秀说成是一个“一生皆坏”的典型。多年来,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就会被戴上为叛徒“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大帽子。关于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从此就成了人们讳莫如深的禁区。     

戎马倥偬——努尔哈赤的一生

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对史学的学习和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及其运用手段也并不是单一的。文章将多个基本方法相结合,以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例,试析其戎马位偬的一生。在研究的过程中分析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并剖析历史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状况。     

浅析“不韦钓奇”——兼论吕不韦对秦国的历史贡献

综观古今史家对秦代重要历史人物吕不韦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二种:一即“不韦钓奇”说(即现在所说吕不韦政治投机的观点),是论最早发自古人司马迁的《史记》,至今仍为史界一主要观点;另一种即郭沫若先生提出的“吕不韦应当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地主阶级改治家”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提法,前者认为吕不韦之入秦,严重地干扰了统一的局面,徒害无利;后者则据史论证,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地肯定了吕不韦在秦国大统一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成就。笔者认为,后说是基本正确的,     

论鲁迅的史学思想

鲁迅一生对史学亦颇有研究，他在学史用史方面主张多读史书，但要不为史书所惑，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学以致用。鲁迅关于“历史是发展进步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改革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等史学思想尤为可贵，对深化鲁迅研究均具有积极意义。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宋儒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宋代理学家在其特有的历史哲学指导下对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许多人物作了点评。两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均仅以道德标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 缺乏以历史主义的眼光， 以社会价值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视野， 不能认识“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面作用，一味地将历史道德化、以道德理想主义的态度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 表现出使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迂阔和保守     

对陈独秀评价的评价——兼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历史地位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陈独秀是一个著名的复杂人物。对他的评价问题,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值得注意的是,评论的变化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评论的基本的趋势是愈评愈“左”,宁“左”勿右。评价的主要分岐是如何正确估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林彪、“四人帮”把评价陈独秀当成其实现罪恶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他们别有用心,“左”上加“左”,以“最最革命”的词句,全盘否定陈独秀,不承认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做过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谁要如实地肯定陈独秀前期的历史作用,谁     

《史记》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以法家人物传记为例

本文运用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二元对立的理论,具体地分析和探讨了司马迁在评价法家人物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性;并以道德评价对历史评价的部分吞并来作为法家人物悲剧命运色彩不浓的主要原因;进而剖析了造成二元对立的主体和客体因素.     

作为道德批评者的历史家

本文作者在评述了美国资产阶级历史研究中过去两种主要趋向: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和道德评价的历史研究之后,大肆鼓吹把这两种趋向结合起来。他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使两者相辅相成,给资产阶级历史研究重新添上活力。这只能是枉费心机。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标榜“科学”的历史研究无非是一种假借科学的名义来欺骗人民的把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由于其所处的剥削阶级地位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就使得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也决计找不到合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来;而且他们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还往往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所谓“成为反映独立的外在现实的一面光滑的镜子”不过是自我吹嘘而已。至于以道德批评家自居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下道德判断时所使用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也就是本文作者所供认的实用主义标准。很清楚,他们依据这种标准下道德判断,目的是要为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的罪恶行径进行可耻辩护。总之,不论是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还是道德评价的历史研究,它们都是伪科学的、极端反动的,它们都同样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效劳,而且濒于破产。而作者认为这两者结合就能看出资产阶级历史研究的前途,那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实事求是地评价宋景诗

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在山东西部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宋景诗是起义队伍中一支比较强劲的黑旗军的首领。他参加起义后不久又投降了清军,并随同清军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军、安徽捻军以及陕西回民起义军。但过去的某些历史著作却以“一时的策略”、“暂时的妥协”等理由为其辩护;并进而对宋景诗备加赞誉,给他戴上“农民革命英雄”、“坚强的农民领袖”等桂冠,似乎他的全部历史活动都是无可非议的。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因此,有必要弄清宋景诗的实际历史表现,给他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使人们正确认识这一历史人物。     

论胡适文化观的几个问题

由于人们认识的单向性同时代多向性的差距,一个在历史上曾经作出某些贡献,有过影响的人物,往往会遭际多次的“再评价”。有时,这种“再评价”的落差还相当大,甚或毁誉不一。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我把胡适也作为这样一个“再评价”的人物看待。但这决不是对历史的嬉戏或嘲弄,而正是它自身的严肃性和庄重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