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记”何事——《石头记》旨在为曹家“辩冤”

甲戌本的"凡例"称:《红楼梦》《风月宝鉴》《石头记》,"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然而我们在目前的书中,只看到了《红楼梦》《风月宝鉴》的"点睛"处,并没有看到《石头记》的"点睛",为什么呢?我们认为,《石头记》的"点睛",见诸于八十回之后的文字,而这部分文字,旨在为曹家"辩冤",势必会有"碍语",曹家不允许其"问世传奇",遂就称其在被人借阅时"迷失"了。     

《新石头记》旅行空间论

《新石头记》作为晚清的一部重要小说,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旅行叙事,小说同时使用了晚清最为常见的"乡村—城市"之旅、南北之旅、乌托邦之旅三种旅行模式来描述主人公贾宝玉的行程。不难看出,上述旅行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顺次递进的逻辑关联,它们不仅连贯地描述了主人公的游历过程,还动态地表现了旅行者精神世界与思想认识的升华过程。生逢衰世的作者也正是借助小说中的旅行叙事,利用文学这一形式阐释了自身的国族想象。     

一种灵石,三部大书──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的“石头记”叙事模式

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看来差异巨大的三书,都以一块＂灵石＂的意象打头并契合中心人物、隐含主旨以贯穿全书,从而三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石头记＂。＂石头记＂叙事模式源于中国古人以＂天人合一＂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古老的石文化传统。＂石头记＂叙事模式的生成与存在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立体网状系统,各代表性作品与流派自其异处而观之各有千秋,自其同处而观之实千部一贯,无非这一巨大立体网络系统中的一个＂结＂,因此古代小说研究不能过重作品个案与类析而忽视旁通。＂石头记＂叙事模式虽然是所谓＂老套情节＂,但不能仅仅视为后先模拟甚至变相的抄袭,而应该承认其为文学发展演变一个规律性的体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演进中不断自我调节新变的结果。     

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考辨——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章回体《石头记》之作者“曹雪芹”当是高士奇之曾孙、高衡之庶子,其所写之薛家即高士奇家,薛蟠即高衡,薛蝌即高岱,贾雨村即佟赋伟,贾家是康熙母舅之家佟家,贾宝玉是佟盛年之曾孙、夸岱第二子;林如海即曹寅,所写之事就《石头记》前八十回而言,从“林黛玉”进入佟家算起,时间上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末年间。因此,章回体《石头记》是典型的他叙传,而非胡适等人所说的自叙传。     

目睹圣彼得堡《石头记》抄本散记

上个世纪,学术界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现了一套清代的《石头记》抄本,派专家做了学术鉴定和考察,这个抄本是迄今发现12个早期《红搂梦》抄本中价值最高的本子之一,文本内容很多地方独出异文,这些异文更接近曹雪芹的原笔、真笔,解决了一些《红楼梦》版本校勘的问题。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这部《石头记》。文章作者在圣彼得堡目睹了《石头记》抄本,与中华书局的影印本尺寸不同,这部《石头记》宽如同常见书(18．5cm),而长度却像《辞海》等大型工具书(25．5cm)。这套《石头记》共5函,每函7册,现存35册,一般每两回订一册,但也有少数三回装订一册,还有一回订一册的。第五回和第六回装订的那一册遗失了,这很可能因为第五册里有“册子”判词和“红楼梦”曲子,预示十二钗的结局,更能引起阅读兴趣,被人借阅未还而失去。这部抄本没有第八十回,最后一册只有七十八回和七十九回,事实上,八十回的内容包含在七十九回中,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尚未分断,也说明这个抄本所依据的底本应该是时间比较早,当在曹雪芹去世前后不久。此外,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虽然分开了,第十八回却只有标回而无回目的具体文字,属于早期抄本的特征。抄本的纸张是已经写有文字的纸反过来在背面抄写,册页上还有红色点断的痕迹和名宁旁边的红线标记。     

读《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印本三题

红学界朋友秦涛、杜春耕、邬小慧等 ,为纪念《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逝世 2 4 0周年 ,于 2 0 0 3年斥资在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重印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甲戌本” )。重印本在 2 0 0 4年问世。我虽然过去也读过“甲戌本”影印本 ,但正如冯其庸先生在“甲戌本”《题记》中所说 :“至今红学界和学术界的朋友要读此书 ,却成为难事。”因此我收到香港红学家梅节先生寄赠给我的“甲戌本”以后 ,我仍然从头至尾将该书细读了一遍。由于“甲戌本”第五册附录了几幅刘铨福和他父亲刘位坦的手迹 ,还附录了胡适先生当年购得甲戌本时原…     

论《马氏文通》之“顿”

“顿”是《马氏文通》中的一个术语,它是一种语言片断实体,多数能分析为一个短语,但又与短语不完全相同。它是被小停顿隔开而形成的既非句又非读的语法单位。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论《淮南子》之“游”

＂游＂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承袭于《庄子》,但其思想旨趣已有所变化,凸显出贵族化的政治追求与生命理想。＂真人＂等是《淮南子》之＂游＂的理想的生命主体,表现出将生命与政治一体化的思想倾向,这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思想的扬弃。《淮南子》之＂游＂具有浓厚的神仙化意味,比《庄子》更能彰显出道家的生命信仰。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南武野蛮《新石头记》与清末中国“成长小说”的生成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诞生于“五四”时期,“五四”之前具有成长小说雏形的作品几乎全部为译作。实际上,清末南武野蛮的《红楼梦》续作《新石头记》是一部完全萌芽于中国的原创成长小说。与吴趼人同名小说中欲速不达的“伪成长”不同,南武野蛮详细描画主人公贾宝玉循序渐进的成长轨迹,关注个体与国家的相衍相生,在同时代文学创作中具有超前的现代性。南武野蛮《新石头记》中鲜明的成长因素离不开主人公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性,更与其时代背景下的清末新政和留学浪潮密切相关。以南武野蛮《新石头记》为代表的清末成长小说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但依然可以被视为近代中国试图冲破阻碍、谋求发展的家国隐喻。     

《晋书》之“和”分类

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中庸”,这是孔子和谐观的一种表达。“和为贵”,在处理国家、家庭、朋友之间的事务时都要“和”,在个人的生活态度上“心平气和”,不能太冒尖,也不能消极,要处理好“和”的一个尺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鉴于此,对《晋书》中的“和”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晋书》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954次。《晋书〉中的“和”被分成了自然、生活、文学、科教、国家、宗教等类别。     

论《马氏文通》对“之”字的研究

“之”字是古汉语中词性和用法都较为复杂的一个词,《马氏文通》站在语法学的高度,详细而系统地论述了其语法特点：用于名词性偏正词组之间;用于形容词、名词组成的偏正词组之间;用于代词、形容词组成的偏正词组之间;用于名词、动词组成的偏正词组或主谓词组之间。此外,马氏还对“之”字的固定用法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述了其搭配功能。尽管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马氏有时欠妥当,但也有许多超越前人的精到见解,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墨经》的“效”

研究《墨经》的学者大都把“效”理解为“说”的一种具体论式或者理解为“说”的原理。本文通过分析前辈学者对“效”的研究成果 ,认为“效”不是对某种具体推论形式的论述 ,也不是对“说”的原理的概括 ,而是一个与《墨经》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重要范畴 ,“效”决定了《墨经》逻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目的 ,在《墨经》逻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     

论《庄子》之“奇”对司马迁“爱奇”的沾溉

以比较的方法,探究《庄子》之奇对司马迁之爱奇的影响和沾溉。《庄子》以奇寓意是司马迁用爱奇以表达一家之言的先声;《庄子》的奇人、奇事为司马迁爱奇以记奇人、奇事提供了借鉴;《庄子》之奇的浪漫特色是司马迁爱奇所表现出浪漫性的启导。     

《孟子》“去之”解

通过全面考察古代军制以及"去"词义发展线索,再参证其它相关文献以及分析杨伯峻所依据的旧注,可以看出"去之"应为"杀之"之义。从而否定了郝敬、杨伯峻等"开除他"的注释。     

《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他的《新石头记》借用了《石头记》(《红楼梦》)中的人物,而核心的情节是写贾宝玉等人“与二十世纪相见”.面对欧风美雨,传统的文化人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中国怎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吴趼人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另一方面又对这个答案将信将疑,新文化人“全盘西化”的立场已呼之欲出.从《新石头记》的新人格理想看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变迁可以获得较为亲切的感受.     

《西厢记》“主脑”之别论

李渔以“一人一事”为“主脑”的剧情结构理论，突破了戏曲“首重音律”的惯例，揭示了这一文体的基本规律及其艺术蕴藉。然而，李渔以之分析《西厢记》之“主脑”的“一人”为“张君瑞”，“一事”为“白马解围”的观点，却不尽合乎情理。其实《西厢记》所立“主脑”之“一人”当是“崔莺莺”，“一事”当是莺莺的“自主择婚”，并以此建构“许婚”与“望配”、“赖婚”与“私会”、“改配”与“团困”的三组二元对立剧情结构。     

回“家”——《夏季鸟笼》中“家”的意象分析

在《夏季鸟笼》中,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展现了以莎拉为代表的年轻的知识女性为突破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传统道德的束缚,获得独立自由的人格,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家"的意象贯穿小说始终。女性要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家",心中满怀对"家"的美好憧憬,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建立现实中的家。然而,心中"家"的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任何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都无法进入理想的"家"。回"家"的路总是阴冷的、渺茫的。无论怎样挣扎,女性都无法逃脱悲剧的宿命。     

论《新青年》杂志促成“文学革命”之功

五四“文学革命”在《新青年》杂志酝酿、萌发、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得益于其强大的传媒鼓动和社会召集作用。它具体表现在：巧妙的编辑策略引发了“文学革命”的话题;文艺栏与编读互动栏目的成功设置推进了文学创作实践;独特的运作机制与营销模式有效地扩大了“文学革命”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