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婚姻和家庭——日本实地考察

<正> 一、关于婚姻婚姻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动,日本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不少变化。1.初婚年龄上升据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在1975年至1980年这5年期间,20——24岁年龄组中的未婚率从69%提高到78%;在25岁——29岁这个年龄组中,其未婚率也在继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     

我国未婚人口状况的比较分析

<正> 婚姻状况是人口普查中有关人口和社会特征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人口学研究的基本领域之一。婚姻状况的各项比例中,未婚人口状况的研究尤为人们所关注。这是因为,通过分年龄性别的未婚人口状况的研究和计算,可大致反映出该人口的分性别的已婚比和平均初婚年龄。50岁以上未婚者在同年龄人口中的比例一般可视为不婚率。这些都会对人口生育水平的高低产生影响。未婚人口状况这一指标已成为分析生育率乃至进行人口预测的依据之一。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在我国人口史上首次全面记录和综合了我国未婚人口的状况。本文即拟以此次普查资料为基础,同时联系国内外有关资料,对我国未婚人口状况作一比较分析。     

从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藏族妇女的婚姻状况

本文根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对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如下结论：１．和其它人口群体相比,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为有配偶率低、未婚率高、离婚和丧偶的人口比重高;２．其婚姻模式表现为初婚年龄高、不婚率高的婚姻模式。究其原因,一是独特的性比例造成女性可婚对象减少;二是藏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使女性没有必须处于婚姻状态的压力,对川藏两地藏族女性婚姻状况的比较说明民族融合有助于藏族女性婚姻模式的改善。     

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利用上述初婚模型对妇女初婚状况进行再分析,由抽样调查数据、普查数据或登记数据可以求得妇女分年龄、分年度的初婚率。某一年度的年龄别妇女初婚率是各个同年出生未婚妇女队列在该年度的初婚比例,为了分析该年妇女实际初婚水平,应用上述模型,采用队列的方法,假定一同年出生的妇女队列按照该年分年龄妇女初婚率度过其整个初婚期,便可计算某年妇女年龄别初婚递进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根据我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将所得的总和初婚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列表比较,如表1及图4、5和图6所示。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面分析近年来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研究表明,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及其后果已全面显现：2010～2020年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急剧升高,预计2036年将升至峰值116.13;与以往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不同,当前经济发达且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未婚男性过剩现象也逐步显现;男性婚姻挤压导致男女两性间初婚水平和模式的差异巨大,男性初婚概率较女性明显偏低,未婚男性成婚期望年数大幅增加;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始终较大、比例始终较高,城镇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日益凸显,2010～2020年45岁及以上城镇未婚男性由176.04万人增至387.77万人;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资源相对匮乏,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赖加重,在老年阶段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比例上升且独居比例较高。     

1950—1986年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年龄别初婚率

本资料是根据国家统计局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作出的.由于该调查提供了1987年15—64岁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各年龄初婚的人口数,由此可以确定这五十个出生同期群分别在各年龄的初婚率,并进一步推算在1987年以前各年龄的初婚率.例如若我们已知在1987年50岁的妇女在14岁、15岁,……50岁的初婚率分别为m_(14)、m_(15),……m_(50),则可认为她们在1986年49岁的初婚率为m_(49),1985年48岁的初婚率为m_(48)…1973年时14岁的初婚率为m_(14)等等.     

论“大龄”女性未婚问题及其社会人口学影响——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

十几年前,史密斯(Smith,1980)的研究指出,尽管许多亚洲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女性终生单身的现象仍然较少,女性终生单身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明显上升。除了斯里兰卡、缅甸和菲律宾以外,45—49岁妇女的未婚率仅为1—2％。联合国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中也强调:“作为一个区域,亚洲仍然保持着普遍结婚的婚姻范式,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男女两性的结婚率都相当高”(United Nations,1990:184)     

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的初婚变动分析

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掌握少数民族人口动态变化,是我们了解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原因,把握今后变化趋势及采取相应对策的前提。本文研究的是人口动态的一个方面——初婚变动。首先叙述了少数民族37年(1950—1986年)来总和初婚率的变动,并提出了判定年平均总和初婚率和终身已婚率关系的一个准则;然后对少数民     

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对吉林省边境地区的人口跨境流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吉林省边境地区年龄在15⁵9岁之间的人口跨境流出意愿最强烈,朝鲜族和满族人口比汉族人口的跨境流出活跃得多;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初婚有配偶人口和离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大于未婚人口;接受过教育的人较文盲半文盲人口的跨境流出态度保守;与未流动人口相比,再婚有配偶人口比未婚人口的跨境流出态度保守,但离婚人口比未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大;有过外出经历的人更容易跨境流出。     

江苏省妇女早婚早育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目前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育龄妇女以每年400万的规模增长,另一方面妇女的生育低龄化。据统计,我国早婚妇女占同龄人口的比例已由1984年的3.04％,上升到1986年的3.45％;妇女初婚年龄逐年下降,1984年为22.87岁,1986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降为22.29岁,接近1976年的水平(22.30岁)。据估计,20岁以内妇女生育的婴儿已占我国计划外生育婴儿的20％,约占当年出生婴儿的9％。     

现阶段我国晚婚悖逆因素析

<正> 一、问题的提出1980年我国第二部新婚姻法及1986年民政部颁布的《新婚姻登记办法》,将我国原定最低法定结婚年龄由男20岁、女18岁分别提高到男22岁、女20岁,各提高了2岁。这一变更本应使大多数人的结婚年龄推后,但恰恰相反,自1980年以来,我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逐年提前,晚婚率开始逐年下降(见表一)。     

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从界定独身不婚这一婚姻行为入手,通过对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认识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为解决中国大龄未婚人口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中国大龄女性未婚人口现象的存在是和适婚男性非理性的“下娶”相联系的,而大龄男性成婚难则应该归因于适婚女青年理性的“高攀”和跨地区婚姻流动以及自身相对低下的社会经济条件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八十年代中国两性平均初婚年龄研究

婚姻是男女双方的结合,缺少任何一方的参与,也就构不成婚姻,故构成婚姻的男女两性人口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这也同样反映在两性人口初婚年龄变动的发展趋势上。以往许多学者仅从单性(如女性)人口角度来分析初婚年龄变动趋势,并企图用来解释其变化机制,但都未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对此,本文认为单性别(如女性)初婚     

我国1990年离婚率静态分析

<正> 一、引言婚姻是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15岁以上人口都处于某种婚姻状态下。我国的人口普查把婚姻状况分为四类:未婚、有配偶、丧偶和离婚,其中离婚是指配偶生存期间通过法律手段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婚后状况。离婚是形成独身人口和不完全核心家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直接涉及妇女生育、家庭结构和子女抚养教育等问题。离婚率是表示某一时期人口中离婚频率的指标,国际上通用的离婚率是一年中离婚对数与年平均人口数之比。我国的人口普查有关婚姻状况的调查都     

苏联人口的老化过程及特点

<正>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重视和研究的社会问题之一。按照联合国的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或者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就成为老年型人口国家。最近几十年来,在大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出现了人口的老化过程,即老年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例如早在60年代初,英、法、西德和瑞典等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超过11%;80年代初,日本、美国也先后成为老年型人口国家。同期,苏联也成为老年型人口国家。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资料,1980年,苏联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10%,已属于且超过了老年型人口国家的标准。另外,苏联的统计资料也反映了这一老化过     

一九八一年全国女性初婚表的制作与分析

初婚表在衡量当年初婚水平,研究初婚变化趋势中起重要作用;也是进行地区对比、年代对比及分析初婚特征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也许是由于制作初婚表需要的统计资料较多,有些资料又不易收到,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我国较大地区范围的初婚表。我国在1982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口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作出1981年的全国女性初婚表。     

积极生育政策对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影响的趋势分析

在性别失衡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不断加剧。文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充分考虑积极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不同影响,设置不同的方案预测2021-2100年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利用未婚男性过剩规模、潜在初婚比、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测度我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动趋势,得到如下结论：第一,2020-2100年婚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先加剧后减缓,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峰值4 913万人。潜在初婚比将在2052年左右达到峰值183.9。第二,1970-2050年出生队列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2020年左右出生队列达到峰值,“10后”男性将面临最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第三,积极生育政策有利于从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缓解未来男性婚姻挤压。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正常水平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总和生育率越高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第四,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以往被高估。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普查数据,采用逆存活法测算发现将近一半的“失踪”女性被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