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散论

陈寅恪是著名的中古史与文化史专家。他对于中古史实的考证,诗文证史方法的创获,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探讨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继王国维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学者的研究与思想过程中。近几年对于陈氏学术思想与成就的介绍和研究的论著纷呈迭现,几乎成为与“钱学”不分轩轾的又一学术景观——美籍华人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84年版),就陈氏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做了较全面的叙述与评介,是为继陈氏弟子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之后最为详实的传记。刘梦溪先生《中西体用资循诱——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一文就陈氏中国文化本位论思想中包含的文化底蕴做了辩证深入的阐发。卞僧慧先生的《试述陈寅恪治学特点》一文则对陈氏治学特点与成就做了生动具体而又较为全面的评介。傅璇琮先生在《一种文化史的批评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

作为学者与诗人两种品格兼备的历史学家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境界。本文从“最渊博、最有识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神游冥想真了解”、“以诗证史”五个方面 ,论述陈先生的史学境界。这种学术境界渊博、自信、独立、幽远、新颖 ,是冷静与情感、理性与价值交融之产物。学术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反映 ,体现着他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     

杜国庠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兼释陈寅恪先生诗“西天不住住南天”句

杜国庠先生担任广东学术界主要领导期间,尽可能保证陈寅恪先生的良好工作条件。他对陈寅恪先生的真诚尊重,源于他崇高的人品,深厚的人文精神,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良知。     

《柳如是别传》缘起

《柳如是别传》又名《钱柳姻缘诗释证》,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最后的一部著作。全书共约五十万字。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1969年逝世。他在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钴研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的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重新得到贯彻,《柳如是别传》也将整理出版。我们特地选登它的第一章,供读者了解这部著作的概貌。     

王国维、陈寅恪史学考据比较论

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陈寅恪治史的共同特点。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二人的史学考据又有各自的特色。王氏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进行严谨考据；陈氏则较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就各自的论著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陈氏则在归纳之外，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考据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则表现的是“通识”。二人史学考据的风格、方法及其所使用的材料也有所不同。     

解行相应传心法--蔡鸿生《仰望陈寅恪》读后

蔡鸿生的《仰望陈寅恪》是在已有 15本专著、 7本论文集和 30 0多篇论文之后 ,又推出的一本研究陈寅恪其人其学的专著。在这一篇幅不算太大的著作中 ,作者不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陈寅恪之史学 ,其特色在“发覆” ,其宗旨在“求真” ,其功夫在“精思”的新知、新见、新解 ,而且 ,通过几篇研究中西文化史的示范性力作 ,展示了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发覆”史学的可操作性和可学习性 ;通过对当今学术界种种弊端的分析 ,展示了一个比“解读”陈寅恪更为紧迫的任务 ,那就是学习陈寅恪 ,继承其学 ,光大其术 ;而要继承、发扬陈寅恪倡导之“发覆”史学 ,必须力戒当今浮躁之学风 ,以求真为宗旨 ,以“治心”为基础 ,以创新为手段 ,还学术以本来面目。如果说 ,以前的陈寅恪研究多在“解”上下功夫的话 ,蔡著则不仅着眼于“解” ,而且着力于“行” ,堪称一本解行相应的创新之作。     

从接受史的视阈解读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的意义

陈寅恪先生曾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白寿彝先生则率先倡导进行史学史之史的研究,这些先贤们所要表述的旨趣,正是在于要揭示后人评述学术的演进轨迹.而这一思路与旨趣,则恰与现代西方解释哲学,以及受解释哲学影响而兴起之接受美学存在某些暗合.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5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兰州、西安、厦门、长春、郑州等地,香港地区和美国,日本的著名专家以及陈寅恪先生的亲属共七十余人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与会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四十多篇论文,内容包括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治史方法及其所从事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并有部分纪念性论文。 (一)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一、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先生在研究魏晋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常乐史学大师陈寅恪近年被学界或非学界的文人爆炒得很有声势,以至于懂史学或不懂史学的人涉及文史科学时都要扯到陈寅恪,似乎成为“开口不谈陈寅恪,读尽诗书亦枉然”了。人们极力推崇陈氏标举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以此为陈氏学术之真价值所...     

吴宓推荐陈寅恪入清华研究院任导师考

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时.既无正式学历,亦无著作出版,却被破格聘用,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三个著名学者并列为清华四大导师,学术界传为美谈.那么,是谁向清华大学推荐了陈寅恪呢?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认为是梁启超.曹聚仁在其影响甚大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说:“一九二六年春天.梁启超推荐了陈寅恪先生,……当梁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张舜徽先生史学的总结性特征

按照逻辑的结构而非历史的顺序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分为总结性史学、批判性史学和建设性史学。在这个坐标系上 ,张舜徽先生属于总结性史学。他对自己史学的这一特征 ,有着十分自觉而明确的认识。 2 0世纪总结性史学的对象和任务 ,是要通过对清代学术的总结 ,以完成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清理 ,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准备条件 ,张舜徽先生学术工作的重点也正在于此。而讲求义例和举要 ,则是其总结性史学的特点     

金应熙教授治史特色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一生中对研治中国古代史、香港史和学术史均有重要创获。他治史的特点是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他对古代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所著《陈寅恪》一文,深入地分析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其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元白诗证史之《莺莺传》

编者的话:这是一束弥足珍贵的听课笔记,记录了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957年秋至1958年夏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元白诗证史》的情况。这是陈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并且也是一次未能终篇的讲课。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陈先生在讲课中,并未处处与他当时已经面世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切合,在具体内容上,讲课每每突破著作涉及的范围,有了更多的征引和补充。刘隆凯先生时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据中山大学历史系姜伯勤教授介绍,刘先生当年始终聆听了陈先生授课并作了比较完整的笔记。感谢姜伯勤教授的鼎力推荐和刘隆凯先生的信任厚爱,现特予刊发,以飨读者。这既是我们献给陈寅恪先生的一瓣心香,也衷心祈盼能对中国的学术传承尽些绵薄之劳。     

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的独创。然而,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尽管“胡化说”是陈演恪先生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但其由来更多地取自唐宋史家的研究成果。以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为切入口,对此进行论述和说明。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史学大家,他在谈到史学创新时,特别强调研究者对于新史料的开拓和新观点的发现。然而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新史料和新观点的认识,有一个从单线向复线的演化过程。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     

自学成才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

黄云眉先生师宗先祖黄宗羲浙东经世之学,融汇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途径,将文、史、哲结合在一起。以史学为中心,通过考辨突出表现其史学求真与史识创见兼具的治学特点,从而经世致用。二百余万言的巨著《明史考证》,积先生四十年之功,既是超越乾嘉的考据名作,又是一部明史研究的专门论著,更蕴含着先生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经世追求,必将成为永传后世的不朽经典。黄云眉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程千帆、冯其庸、卞孝萱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皆为先生之高足。